为什么有些人说清朝修的明史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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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来自网友【幽默的狗尾草】的最佳回答：

可信

康熙把修《明史》看作清朝不可推卸的责任……

康熙四年(1665 年)八月,康熙皇帝下令征集《明史》资料,熙二一(1682)六月,康熙命令满汉大学士共 4 人为监修总裁官,负责编撰《明史》工作,这标志着修撰《明史》已正式纳人了国家重要议事日程。

他说修《明史》关系极大,修得好坏,后人自有公论,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他对修《明史》工作特别重视，高标准,严要求。为此,他专为《明史》作文一篇,遍谕九卿大臣。

其中提出:《明史》不可不成,公论不可不采，是非不可不明，人心不可不服。

他还经常关注《明史》的编修进度,对所编篇章都亲自过目，并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已完成 310 卷的全稿，为雍正和乾隆两朝的完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对《明史》的修订意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主张秉笔直书，占有详细材料。在修史过中,康熙曾反复谕令地方官要博采遗书,尤其注意利用明实录等原始资料。因为史实重要,如不参看实录,虚实将难以分辨。修史应该秉公持论,不能只注重词藻修饰。为此,至《明史》告成之后,他又下令将新史与实录并存，以备天下后世公论。

其次,实事求是,不讥贬前朝。康熙看到,宋史成于元朝,元史成于明朝,其中是非失实之处甚多,令人难以心服。强调《明史》必须使后人心服。为此,作史之人必须排除各种偏见,必秉公论断,传信后人,力求正确,防止偏见历史的成见惯于讥贬前朝,元人讥宋,明复讥元,如此循环往复，一代讥一代。

康熙认为,他不能像前人那样,随便讥刺亡国之朝,只有从公论断,并率先垂范,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明朝历史。他认为《明史》,洪武、永乐朝所行之事，远迈前主。

清朝现行事例,继承明朝的地方很多。而且明代没有女后干政的事，以臣下驾御君上的事也没有。但是到了末世,事情都坏在宦官干政上。他认为有明一代 200 多年,其流风善政,真是不胜枚举。他认为《明史》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全盘肯定,又不全盘否定,其胸怀之坦荡，令人信服。康熙反对使用故明、废藩等轻蔑的称谓，并在文稿中全部删掉。

第三,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以利于天下后世。康熙治史,立足现实,处处以明亡为鉴,非常注意总结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他既看到宦官的危害,更看到党争的严重性，受历史经验的启迪,对现实的党争极为警惕。为此,他训诫大学士们说:明时臣工不能秉公办事,是非颠倒,挟仇弹劾,此风不可不戒。此外,他对明末君臣隔绝,崇祯诿过臣下，臣下欺瞒皇上等事也都念念不忘。臣下向他隐匿灾情不报,他联想到明末的教训,对大臣们说;朕历观前史,凡事都坏在隐瞒实情上。明代盗贼情形,全部隐匿，下情不能上达,结果隐患大发,不可收拾。旱涝之灾,民生疾苦,自古有之，上报有什么不好?因此，他要求地方官们凡事都应该据实上报,防患于未然,致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此外，他还要求写历史要为后人负责，不能留下一笔糊涂账。他说,时代既近,则瞻徇易生,作史昭垂永久,关系甚大。同时要博采众家之说,弄不清的史实,由编写人员共同讨论，不能由一人下断语。

《明史》纂修时间很长,自顺治二年(1645 年)开局,至乾隆四年(1739 年)定稿，历 95 年,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中间时断时续,但主要工作是在康熙年间完成的。

#康熙为什么修明史#

【2】、来自网友【历史吐槽机】的最佳回答：

我个人看法，《明史》大部分是可信的，官修国史能够选取的资料和史源是私人修史所不具备的。在有《明实录》这类明确史源的情况下，大规模的编造历史根本不可能。最多只能做到选择性的使用资料。

所以《明史》中的年代和行为记载是可以相信的，比如某年太祖起兵、某年太祖杀某某。在细节方面的《明史》确实存在一定的侧重，但这种侧重未必完全是清朝官方意愿，也存在修书者本身的阶级意愿。比如关于明武宗的记载，侧重了他擅自离宫去边关和小王子开战的荒唐，没有具体写明武宗其实应该给小王子造成了较大的杀伤。不过只要我们带着脑子读还是能看出来的，十二年与小王子汇猎，之后三年小王子都没有寇边。因为修书者大抵都是文官，对明武宗当然不满，下笔的时候难免刻薄几分。这是所有史书都不可能避免的，如果用这个责备《明史》不可信，那我只能说二十四史就没有可信的了。对于《明史》除了建文和崇祯朝的记载，我的看法是细节有模糊，大事不糊涂。

之所以说除了建文和崇祯，是因为这两个皇帝在《明实录》中是没有的，无明确史源的情况下，任何史书都难以称作信史，很多人在诟病《明史》的时候也多引用这两朝的事情。对此我只能说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众说纷纭本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明粉可以说这段是伪史，清粉也可以说是信史，老学究也可以扎进故纸堆里寻章摘句混点吃食，何乐而不为呢？

除了这两朝外，其他指责《明史》黑了明朝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误会。比如朱元璋的相貌问题，是丑是帅之争起源是画像，《明史》在太祖本纪里没有说他丑，原文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而对明太祖一生的总结里说“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超越汉唐宋所有皇帝，这评价不能说不高。对明成祖的评价也有“远迈汉唐”的说法。

至于对中后期一些皇帝的指摘之词是史书的惯例，对皇帝的评价一直是英明神武的话，还怎么可能灭国啊？采取的手法都是先扬后抑，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宋史》和《明史》中对于各自神宗皇帝的描写。

宋神宗：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明神宗：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两者的手法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真的不存在故意去抹黑的问题。综合以上，《明史》在时间、事件、人物上均准确无疑，人物评定上中规中矩，大部分是可以作为信史阅读的。即使部分时期存在争议，也是由史源造成，可以不采信，但很难指责其篡改。

【3】、来自网友【e_listen141814398】的最佳回答：

人是很难从表面上看出来的，有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的人其实很可能是恶魔，而那些被很多人排斥打压的人，极有可能是无辜的。明朝末年的中国人的经历就证明了这些。

顾炎武,圣安本纪卷之六: 馬士英伏誅。士英渡江後，黔兵逃散，乃潛居天臺寺中。其家丁某縛之以獻貝勒，貝勒數其罪惡誅之；剝其皮，實之以草，用快眾憤。時人有以周、馬作對者：『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後賜繩，繩系延儒之頸，宛同狐狗之屍；馬士英號瑤草，家藏瑤、腹藏草，草裹士英之皮，遂作犬羊之鞹。

周延儒、马士英都被《明史·奸臣传》列为有明一代六大奸臣。在马士英执政期间，批评温体仁会遭到马士英的严厉报复，《明史·奸臣传》称马士英日事报复，就是一天到晚就整人害人像恶魔一样。左良玉在讨伐马士英的檄文中，指出江南人民如果批评马士英就会被搞死。东林党实际上是处于被打压的地位，执政的机会并不多，他们执政的共同理念包括：减税、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东厂和锦衣卫刺探臣民隐私，以及全民参政，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风声雨声雷电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和复社的人出资几万两白银，资助周延儒再度出山，当时的周延儒因为减税以及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东厂和锦衣卫刺探臣民的隐私，使得当时明朝的内患大为减轻，被时人称为救时之相，但他提拔了马士英，因此被明史和马士英一起列为有明一代六大奸臣。小人是很难从感性的角度看出来，一般的人往往会把小人当成很好的人。人性就是这么复杂，看起来非常好的人其实可能坏的要死，而看起来被大家都排斥迫害的人极有可能是无辜的。实际上在明朝末年，马士英非常讨人喜欢，朋友圈极广，给人一副精明强干的印象。周延儒就是东林党的著名人士。明朝末年，党争剧烈。崇祯 14 年，周延儒为了复出接受了阮大铖赠送的万金，作为活动经费。但阮大铖作为阉党分子，东林党人都不接受。马士英不是阉党分子，跟周延儒的关系也很好。后来马士英当政之后，周延儒有一个弟弟家的亲家的亲戚，找到马士英，马士英对这个周延儒家的亲戚赠送了大量金钱，又封官又改名。马士英对周延儒的感激之情，那是不用说的。阮大铖被江南的士大夫们视为小人，也就是叛徒。主要是因为阮大铖当年当时曾经背叛出卖过不少的江南士大夫，使得他们有的坐牢，有的失去了性命。后来阮大铖企图缓和双方的关系，比如他出钱 3000 两白银给侯方域去为李香君开苞，侯方域已经答应和解，但李香君坚决不同意，阮大铖就构陷罪名准备逮捕侯方域，侯方域逃跑了，但后来还是被阮大铖关了起来。这就是明朝末年的党争。对于马士英大家都没有意见，都愿意接收马士英。开始的时候，大家对马士英的印象还很好，不少人还认为他是于谦再世，能救民于水火之中，挽救大明朝。当马士英把他的妹夫越其杰派到开封去担任河南巡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意见，尽管越其杰先前因为贪腐被处理过。本来，马士英是把河南巡抚拿给阮大铖当的，如果这样的话，阮大铖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似乎后来会少了很多故事。

臣按：【逆阉魏忠贤既诛，其从逆者先帝定为逆案，颁行天下，逆党合谋翻之。己巳之变，冯铨用数万金导北兵至喜峰口，欲以疆场之事翻案】；温体仁讦钱谦益而代之，欲以科场之事翻案。小人计无至，毅宗讫不可。大铖利国之菑，得士英而用之，然后得志。呜呼！北兵之得入中国，自始至终，皆此案为之祟也。丙寅，大仆寺少卿万元吉上封事。-《弘光实录钞》

明朝末年，魏忠贤入朝后，朝廷里面从此形成了阉党集团。首先在顺治朝主持《明史》编撰的就是洪承畴和阉党的冯铨，冯铨当年在喜峰口出资 100000 两白银为皇太极入关资助。当然，现代很多人认为冯铨此举顺应了历史潮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马士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但在后世却不甚知名，远不及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人物出名，其中有原因是大清王朝为了显示其赫赫武功，不愿提及马士英，否则显得大清朝的天下来得太容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明史的编撰者冯铨为马士英洗白，冯铨功不可没。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注定了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明朝末年，李自成能够通过行贿官员多次成功逃脱。而很多不够世故的知识分子却被极端残暴的虐杀致死。

在秦淮八艳中李香君痛斥马士英，马士英骂李香君是贱人，实际上，马士英才是最大的贱人。

《续明纪事本末》记录了马士英的晚节。郑芝龙和方国安，都是马士英的好朋友。马士英在潞王政权覆灭以后，在清军的追击之下，溃不成军。马士英联络降将张存仁，企图投降清朝但对方不接收。于是通过马士英的私人关系，在一帮包括方国安、郑芝龙在内的死党的帮助下，马士英得以进入方国安帐下，方国安的部队是南明军队的主要支柱，方国安手下有超过 10 万人的部队，在南明军队中最有实力。马士英在方国安面前大谈军事，然后说当年弘光政权的覆灭都是阮大铖惹的祸，吹完之后，却跟阮大铖依然情同手足。然后唆使方国安攻击友邻的部队，使得南明的抗清部队要么无粮草供应，要么在方国安的攻击下溃不成军，闽浙道路中断，南明军队的抗清事业从此基本瓦解。然后马士英扣押了鲁监国朱以海，准备以此献给清朝，作为将来在清朝晋升的阶梯，马士英阻断前来营救的张国维，桥墩上刻下十个大字。但被马士英派去的心腹大将忽然生病了，朱以海登舟入海。方国安阮大铖后来都投降了清朝，不久后跟马士英一起被清朝杀死。郑芝龙后来也投降了清朝。

据史书记载，马士英之所以能在明末的大环境下飞黄腾达，根本不是有什么过人的能力，而是他非常善于交结权贵，他之所以在第一次当县令的时候就被弹劾，就是因为用公款交结权贵，马士英非常善于拉拢很多狐朋狗友，这才使得他一再飞黄腾达，并且在搞垮了几个南明政权之后，别人仍然动不了它一根毫毛。马士英扣押了朱以海，作为投降清朝的政治资本，据史书记载,被马士英策反的方国安其破坏力比已经投降清军的金声桓还要大。在江阴保卫战的 81 天中，江阴孤城就抵抗了清军重兵围困长达 81 天，体现南明王朝真正的抵抗能力。之后在浙江地方，势力超过几百个江阴的鲁监国政权割据政权，几乎又成为了南明政权光复的希望，但马士英又彻底毁灭了南明政权的最后希望。方国安败退就败退了，但他之后成为了消灭南明王朝的主力，对于消灭南明鲁王政权，本来方国安没有投降清军，但经过马士英策反之后，手握重兵的方国安的对于消灭南明王朝的贡献甚至超过已经投降清军的金声桓。

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注定了中国近代的悲惨命运。明朝末年，李自成能够通过行贿官员多次成功逃脱。而很多不够世故的知识分子却被极端残暴的虐杀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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