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谁能谈谈满清时期的文字狱？一共有 3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颜鲁公门下】的最佳回答：
有满清自卑心理作祟的因素，但小文人以其狡诈无聊、借文字之模糊性以泄其无知之妄以激成之也是有的。你看身边的段子手，有些是很毒辣的；也有人会说没毛病还怕说么！但言论之管制连大陆军总司令那地儿都很用心，只是不为不想看见的人所见而已；换个说法，所有高手内行都在积极干的事儿，咱外行非说高手在民间，有哏么！！！记住“屈子当年赋离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这话一点不假。杀戮虐待，总是仁者不为更是应记取的
【2】、来自网友【白云雁水】的最佳回答：
中国古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洗劫事件，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也不是汉朝的“罢黜百家，腰斩杨恽”事件，而是清朝乾隆年间制造的焚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在中国历史上，禁书、毁书和文字狱，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到查禁《史记》、苏轼乌台诗案等，类似的事件代有发生，但其规模都远比不上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屡遭汉族知识分子的抵制和反抗。为了打击排满情绪，维护清朝的统治，清朝统治者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用以打击迫害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早在康熙、雍正时代，凡案中查获违禁的“逆书”，都一律予以销毁。但是，这仅限于个别人和个别地区。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皇帝一方面打着“开四库之馆、求天下之书”的旗号，说是“开四库馆”，为的是编纂《四库全书》，而另一方面则居心叵测地行“寓禁于征”之实，大量禁止和销毁对清朝统治不利的图书典籍，并且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以统治者好恶肆意篡改众多诗书文献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乾隆皇帝颁谕各地：
“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
并指示将清洗的重点放在江、浙两省，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也不能放松。谕旨下达后，各地督抚奉旨查办，对明末清初之书查禁尤严。当时，访查书籍颇为卖力的有：江西巡抚海成，两三年间毁书即达八千余部；浙江省总计奏缴二十四次，毁书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其他各地官员，也竭力苛细搜求。但乾隆皇帝仍不满意，又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再次下谕，要各地严加查禁。
乾隆毁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把“寓禁于征”和兴文字狱结合起来。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王锡侯《字贯》案发，朝廷借机搜访一切违碍书籍，并对查办此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海成治以重罪。一时，各地官员更是细加搜求，把禁书无限扩大，从开始限于明初的野史、诗文、官员奏章、记事等，扩大到所有的信札笔记、诗文杂著，乃至小说、戏曲和地方志等，并把毁禁的上限上溯至宋元时期。就这样从查办文字狱而大量禁书、毁书，又从查缴禁毁图书而大兴文字狱，实行大规模的文化洗劫。
乾隆皇帝下令查禁销毁图书的活动持续多年，致使全国大批图书、文献典籍被查封、焚烧，大批犯忌人员惨遭杀戮，并牵连众多无辜。乾隆制造的禁毁书籍和文字狱案，无论从范围、规模看，还是从洗劫后果看，都堪称中国之最。
【3】、来自网友【萧立誌】的最佳回答：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乏文字狱。但其中清朝的文字狱，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规模上都名列前茅。
明朝时期尽管明太祖“以重典治天下”、明成祖以“瓜蔓抄”诛杀方孝孺十族，还有王振、魏忠贤当道时的恐怖，但明朝在总体上是自由奔放的。
明朝的士大夫越是被朝廷惩罚，便越是得到舆论的赞扬，于是更加意气风发。
明代中期以后，是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思想引导社会思潮，是商人的消费方式影响价值观念。
阳明学派、泰州学派，前后七子、江南四子，台阁派、公安派、竟陵派，传奉官、马尾裙，民歌、时调、小唱，形形色色的思想家、文化人，富商、巧匠、名妓，名儒吴与弼、陈献章、王守仁，异端王艮、颜钧、何心隐，山人徐渭、乐新炉、陈继儒，“洋僧”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基督教徒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洋人的书、洋人的炮、洋人教师。光怪陆离，目不暇接。自由之风、西方之学，犹如润物之和风细雨，细致入微。
清代则是统治者的思想领导社会潮流，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他们的高压统治而扭曲变形。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于是乎，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了，政治活动完全萎缩了，沉滞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在清朝被折断的。在洋务运动发生之前，他们的聪明才智皆用于“朴学”即考据之学，远离了社会、远离了民众，听不到他们关注社会、关注民众的呼声。
清朝除了文字狱和贪赃枉法，士大夫很少受惩罚，但不是最高统治者的仁慈，而是士大夫的“死相”。
顺治时期，大兴文字狱 7 次，康熙时期，大兴文字狱 20 多次，雍正时期，大兴文字狱 20 多次，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 130 多次。
如果说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
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
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禁毁的书籍达几千种，其中全毁 2453 种，抽毁 402 种，销毁书版 50 种，销毁石刻 24 种。尤为可恶的是，官员们奉命对书籍中所谓有问题的文字进行武断的删削，如今人们所见的《四库全书》中的一些著作，已经不是本来面目，它的文章价值是大打折扣的。“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
乾隆朝文字狱从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 1773 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文字狱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满清文字狱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著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一些地方官吏甚至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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