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关于问题解放前四川地区有袍哥，袍哥是哪些人？袍哥怎么来的？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关中客】的最佳回答：
提到江湖这个词，我们首先联想到的是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刀光剑影，行侠仗义。说到民国时期的江湖，浮现在脑海中的就是“青帮”和“洪门”。但是对于川渝一带的人们来说，他们的江湖是由“袍哥”所书写的。民国时期的“袍哥会”，与“青帮”、“洪门”并称为当时的民间三大帮会组织。其中，“袍哥会”的成员被大家称为“袍哥”。
“袍哥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秘密社团组织，其帮派精神，集会的利仪或规范，都深深地影响了川渝地区的精神文化，乃至川渝一带的方言。“袍哥会”与那些由地头蛇组成的黑帮势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民国时期，川渝一带曾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加入到了这一组织。他们中不仅有当地的知识分子、军队人士、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底层的农民、乞丐、苦力、做小生意的人等。他们在日常的交往中，使用隐语和暗号交流，并遵循一套自定的教义规则，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身份认同的江湖联盟。
“袍哥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就被取缔的组织，已消失七十余年，虽然早已不在江湖，但江湖却一直有它的传说。正是因为人们对“袍哥会”的真实面目缺乏了解，所以人们对“袍哥会”的传说编撰得越来越神化，以至于“袍哥会”早已失去了其原本的面目，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了解“袍哥会”， 是了解川渝地区近代社会的必修课。
关于“袍哥会”的起源，现无确考。大部分学者认为，“袍哥会”的前身是四川地区的哥老会。哥老会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关于哥老会的源头，根据对官书、档案等相关文史资料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哥老会系由川渝一带的“啯噜”演变而来。
川渝地区因明朝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清朝初年，清廷采取强制手段将其他省份的百姓移民至四川。到了乾隆后期，入川移民中一部分人因各种原因失去生活来源，成为游民。为了生存，他们便结成团伙在陕南、湘鄂西、贵州、云南等地的州县场市，或偏僻的道路地区，或在江、河、湖上，带刀抢掠民间财物，并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这些异姓结拜团体，被称为“啯噜”，其成员被称为“啯噜子”。 “啯噜”并无严密组织、章程，也无明确政治目标和信仰。
到了嘉庆年间，四川、湖北等地发生了白莲教起义。当时大批的“啯噜子”加入到起义军之中，有些“啯噜子”甚至还成为了起义军的主力和首领。比如清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
随着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啯噜子”在各地遭到了清廷的残酷镇压。但他们并未消亡，继续在各地活动，甚至不少人还渗入到清军与衙役之中。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一盘散沙是无法与官府对抗的。为了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内部的组织联系，他们逐步大量吸取早已传入四川的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与联络办法，或直接与天地会信徒融为一家。到了清道光年间，逐渐发展成为了帮会组织“哥老会”。
“袍哥会”对自身的起源，也有一套自己的诠释。在“袍哥会”内部有一本堪为经典的书，叫《江湖海底》，又称之为《海底》、《金不换》。根据《海底》的说法，明末郑成功退到台湾后，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并于公元 1661 年在台湾金台山明远堂开山立堂，开始了秘密结盟，该组织被定名为“汉留”。为此，郑成功还写了一本《金台山实录》，里面详细规定了组织内部的规则，以及用来联络彼此的黑话。到清军攻克台湾的时候，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为了免于秘密被发现，就把这些早期的文献《金台山实录》封到了铁匣子里，沉到了海里。
清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四川泸州永宁（今叙永）人郭永泰在福建游历的时候，从一户渔民的家里发现了此书，于是花了一千钱（大概一两银子）将此书买了下来。当时和这本书放在一起的还有一枚玉石印章，其内容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郭永泰花十两银子把这个印章也买了下来。
哥老会成立的标志是开山堂，即一个哥老会独立组织的成立仪式。清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郭永泰在四川永宁开荩忠山，始有山水香堂，以“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的印信相号召，标志着“哥老会”的诞生。同年，郭永泰把《金台山实录》整理印行。因为这本书是打捞自海底，被称之为《海底》。
天地会也有类似的故事，《海底》和郑成功有关系吗？学者作了很多的努力也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无法证实。或许是郭永泰根据天地会规则，自己编造出来的。天地会作为“反清复明”的组织，是清廷的重点打击对象，郭永泰借助于天地会在民间的影响力发展自己的同时，又想规避和天地会的关系，于是编造了这么一个说法。而把“哥老会”的历史和郑成功联系起来，即能提高“哥老会”的地位，又强调了“哥老会”是比天地会更正宗的反清组织。
郭永泰的故事表示了“袍哥”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事实上，郭永泰的《海底》刊印以后，哥老会开始了四处开设山堂。除了郭永泰首开荩忠山外，还有李云久开青城山，彭立山开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李煜清开巍峰山，胡文翰开九成山，张联弟开华阳山，彭焕如开飞龙山，等等。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川渝地区几乎山堂林立。
成立哥老会组织被称为“开山堂”，该组织的总部称做“公口”，又叫“码头”。组织内部一般分为八个等级：大爷叫“龙头大爷”、“舵把子”；二爷基本是军事的角色；三爷主要管理内部事务；没有四爷这个角色，至于原因一说是当年陈近南在雅安开精忠山的时候，四爷背叛了，另一种说法是“四”和“死”谐音，不吉利；也没有七爷这个角色，原因是“七”和“截”近音，也是忌讳。
因此，上四排一般是指大爷、二爷、三爷和五爷，这其中的五爷又分为红旗五爷和黑旗五爷，黑旗五爷管外，红旗五爷管内。然后下四排就是老六、老八、老九、老幺。在《海底》这本书中，记载有口令、旗帜、排阵、会场布置等信息，袍哥开会或举行仪式会场呈四方形，人们是站在四方的。
关于“袍哥”名称的由来，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根据《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含义来的；第二种说法是“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第三种说法是当年关二爷被逼降曹之后，曹操赠予了关二爷很多金银财帛，而他仅仅只收了一件锦袍，穿上锦袍时还要用旧袍罩在外面。曹操问其原因，关二爷告诉曹操，旧袍是我大哥玄德所赐，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我大哥的旧袍。当然，无论哪种说法，“袍哥”都以讲豪侠、重义气、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号召，又以旧礼教的五伦八德为信条。
“袍哥”的组织形式属于横行组织，即所谓的“兄弟道”，以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信条。其联络的聚点，最初称为“山头”、“香堂”，随着参加的会众日益增多，才由“山头”、“香堂”改为“码头”（又叫“公口”、“社”）。
“码头”分为五个堂口，即仁、义、礼、智、信（又称威、德、福、智、宣）。参加五个堂口的人，性质分别不同。参加仁字旗的是旧社会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参加义字旗的是有钱的绅士商家；参加礼字旗的是小手工业劳动无产者；至于智、信两堂的人，都是当时社会中“最低级”的体力劳动者。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仁字讲顶子，义字讲银子，礼字讲刀子”。
在“袍哥”的组织办法中，有些规定显得莫名其妙，如操下等职业的娼妓、烧水烟、修足匠、搓背、理发、反串的男人等，按规定不能参加“袍哥”；还有盗窃的小偷，妻子乱搞男女关系的，母亲再嫁的，也都遭到鄙视，不能参加“袍哥”。但是抢劫财货的土匪流氓却又可以参加“袍哥”，按照他们的说法，抢劫对象是贪官污吏，属于“浑水袍哥”。
“袍哥会”之所以能在川渝地区大规模发展起来，和这一地区的基层百姓构成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期，朝廷对地方的治理主要依靠精英阶层，如乡绅等利用宗族的权力，还有就是保甲制度。清初的移民政策造就川渝地区的人员构成不同与其他地方，移民的流动性使得川渝地区的宗族势力十分薄弱，这就给“袍哥”组织与地方精英与保甲制度争夺地方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清咸丰、同治年间，适逢乱世，“袍哥”乘机在川渝地区扩大势力范围。
对于清廷来说，他们自然意识到“袍哥”组织带来的危害性，但是他们又束手无策。如果派遣军队去进剿，“袍哥”随即解散混迹于百姓中难以识辩，所以清廷对于四川帮会日盛的情势难以控制。当时的“袍哥”已经发展到了官僚阶层，可谓是无孔不入。清末重臣左宗棠曾感慨说：“入会者自绅商学界，在官入役，以及劳动苦力群，不逞之徒，莫不有之。”以至于有一种说法，川渝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男子都与“袍哥会”有关系。拥有如此庞大全面的会众背景，“袍哥会”在川渝地区的兴旺可想而知。
“袍哥会”虽然分布面广，但仍有很强烈的反清情绪。清咸丰年间爆发的以四川为主战场的李永和、蓝朝鼎、李蓝农民起义，前后历时六年，起义军的的基本力量就是“袍哥会”。之后发生在川渝地区的历次以反洋教为中心的反清教案，其主力也是“袍哥会”，如“一绅二粮三袍哥”就是四川最大教案，即大足教案的主力。
清朝末年，四川泸州的“袍哥大爷”佘英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东渡日本，面见孙中山，成为坚定的同盟会员。回到四川后，他带领袍哥弟兄四处发动起义，意图建立反清复汉的新政权。数次起义，数次失败，最终不幸被俘，将要处以死刑。“袍哥会”的兄弟们为救大哥，先是前往衙门顶罪自首，后又筹谋法场劫走佘英。可惜，两次计划都以失败而告终，佘英与兄弟先后赴死。但是他们的死并非毫无价值，一场声势浩大的四川保路运动随之而来，最终实现了推翻满清政权的革命目标。
佘英
清宣统三年（公元 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反抗腐败的清朝政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袍哥会”是其中的主力。然而，一意孤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同盟会成员龙鸣剑、“袍哥大爷”秦载赓等人认清了斗争的形势，立即召开了各路“袍哥会”共同参与的“攒堂大会”。会议商定，一旦成都有变，各路英雄群起响应，共同反抗赵尔丰的残暴统治。“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夜，龙鸣剑翻越城墙，巧用水电报通知各路“袍哥”。一夜之间，成都城外遍地”袍哥”，赵尔丰的统治岌岌可危。清廷见赵尔丰的镇压兵力不足，便从武汉调动新军入川，想尽快平息这场骚乱。清廷怎么也不会想到，湖北新军前脚刚入川，武汉便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因此，“袍哥会”也算是终结满清政权的主要推手之一。
赵尔丰与龙鸣剑
民国以来，“袍哥”中开始出现“职业袍哥”和“半职业袍哥”，其成员、职业也逐渐复杂化。“职业袍哥”一般专门从事袍哥活动，各堂各公口，从执事大爷当家管事到幺满十排，都有他们的身影，俗称“光棍”。“职业袍哥”的行为一般有例规，每日定时坐在公口茶馆，与兄弟伙碰头听消息，俗称“一个老鸦守一个滩”。 他们加入“袍哥会”的目的是解决生计问题，尽量增加收入，所以难免会做一些作奸犯科的事情，“职业袍哥”也被称为“浑水袍哥”。
“半职业袍哥”也称为“清水袍哥”，一般拥有自己的事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必须依靠“袍哥”组织才能维持自己的事业，他们基本从事的都是合法活动；“浑水袍哥”大多以袍哥组织聚众为匪，他们大多聚集在偏远的乡镇，散则为民，聚则为匪。他们的头目被称为“老摇”或“边棚老板”。他们也分堂口，聚会称为“武堂子”。四川达州渠县的“袍哥”首领范绍增是“浑水袍哥”中名气最大的，少年时即入礼字袍哥，在绿林“拖棚子”。公元 1919 年爆发的“护国运动”中，率众投军。后来又投靠了第二国民革命军杨森部，官至师长，其部属多来自“浑水边棚”。
虽然“袍哥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却又为政府服务，地方上的许多事物也需要它来运转。于是“清水袍哥”便成了川渝地区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骨干，他们往往是作为地方乡绅，为自己的牟利的同时完成一些政府的职能任务。比如四川金堂县的“袍哥”首领贺松以低廉的价格承包了当地征收屠宰税、市场税等税的事务，然后再以高价转让出去。他还私设关卡，向过往的商贩征收布匹税，糖税等。即便政府拥有税务部门，但仍不得不借助贺松这样的“袍哥”来帮助他们完成包税任务。在“清水袍哥”的眼中，是瞧不起“浑水袍哥”的。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的国民政府机构大量迁往四川，原本以长江中下游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洪门、青帮组织也随之迁来，他们与川渝地区的本土帮会“袍哥”相互渗透，一些帮会中人便竭力宣扬洪门、汉留（哥老会）源出一家，皆为郑成功首创之说，使得四川的“袍哥”组织状况变的更为复杂。
于是，“袍哥会”开始逐渐废止其经典《海底》中规定的仪式程序，改行新礼；同时，还放宽入会人等身份的禁限，可以自由新建“公口”，不受堂口限制，自由参加，不讲班辈，也不限堂口，组织总社，统一全堂”公口”等。一时间，“袍哥”组织泛滥，会众数量猛增，声势更加浩大。军政人员、党派头目、社团首脑、乡保长、富商士绅、教育文化人士及地痞无赖纷纷组成堂口，借“袍哥会”势力以自重。民国时期，当过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的张澜就是“大袍哥”。
国民政府眼见“袍哥会”的势力发展壮大，对自身的政权造成威胁。先后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 1936 年）、民国二十七年（公元 1938 年）两次以危及社会安定为由下令解散“袍哥会”，四川省政府也先后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然而，对于那些地方官来说，仅仅只是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四川各地的“袍哥会”继续发展，以至于成为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工具。
对于抗战后期的四川来说，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事实上，到了民国后期，“袍哥会”已成为各派地方势力的政治工具。无论在税捐承包、派系倾轧、甚至地方议员、省参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的竞选中，“袍哥会”都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公元 1946 年，重庆在选举第一届参议员时，参加竞选的人中就有五六十名来自“袍哥会”。其他的参选者感觉前途无望，于是花费重金去请求“袍哥”退出选举，但“袍哥”始终坚持“不为利所动”。据统计，四川省议员中的“袍哥”比例一度达 90%。
与此同时，一些以混迹于乡镇的地痞恶棍、惯匪为主体的“浑水袍哥”，则渔肉乡里，欺凌善良，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甚至有些还沦为土匪，成为地方公害。解放后，这些乡镇“袍哥”还受到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利用，多数参加了反共武装暴乱。随着四川的全面解放，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工作的陆续开展，“袍哥会”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川渝地区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会”最终解体。
解放后有人做过专门统计，整个川渝地区的“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总数曾达 1700 万，相当于当时四川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部分四川成年男子都与“袍哥会”有联系。“袍哥会”是时代的产物，在时代的变革中，已消亡七十余年。但是它对川渝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川渝的方言中含有大量的“袍哥”暗语。至今，“袍哥人家，从不得拉稀摆带”的俗语还在川渝地区广为流传。
【2】、来自网友【带上历史的心行走】的最佳回答：
袍哥组织非常出名的当属贺龙元帅，袍哥是哥老会这样的帮会组织在四川地区的称呼，晚清社会动荡，这样民间的秘密组织得到迅速发展。他的组成人员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人士，比如破产的农民，小手工业者，游民等。
四川袍哥各堂口设有内八堂、外八堂，内八堂是核心领导层，主持重大事务，按常例设 12 位大爷。外八堂由内八堂领导，有十个序列，称“十排”（十牌），当年贺龙是“十排老幺”。实际只有八牌，因为袍哥避忌四牌和七牌。
做袍哥大爷，一般都是当时当地有权有势的人物，为了维护财产和特殊利益而加入袍哥，平时给兄弟们小恩小惠，说几句公道话，给自己树立主持公道的形象。
渐渐袍哥大爷们威信很高，甚至知县也要礼敬他们三分。袍哥也是用仁义礼智信组成五堂，仁字号，义字号……。
袍哥也是有严厉的帮规，甚至对行礼和语言等琐碎都有规定，讲礼节，讲礼语比如：怪道昨夜灯花爆，却系来了大英豪。大弟迎驾来迟了，还望仁兄要凉高。这是欢迎语。袍哥在称对方码头时叫“贵龙码头”，自称“蔽码头”或“小码头”，称对方父母用“令尊大人”，“令堂”，……，更不可能容忍成员干土匪勾当，否则受到的惩罚相当严厉。袍哥的规定详细而服人，这有益于整个组织的发展，可惜不是人人都能做到。
帮办红白喜事是袍哥的基本活动，很能收买人心，遇到贫苦人家，会给予金钱上帮助，遇到有钱人家，办事里外都帮打理的妥妥当当。
这个组织也时常开会：单刀会（纪念关公），中元会，团年会，茶会，月会，开香堂等。茶馆则是袍哥们公共活动中心。
清朝肯定是禁止袍哥活动的，而各地袍哥走货又要相互联系，所以就有了暗语。
结仇叫“结梁子”，报仇叫“拿梁子”，调解仇怨叫“搭台子”，双方和解叫“捞梁子”，招了口供叫“拉稀”，酒叫“烧冲子”或“火灵子”或“黄汤子”，肉叫“片子”，
作为民间团体在当时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害群之马也很多。帮会组织里诞生了很多红色袍哥，也有出了不少无恶不作的匪徒。
1909 年，17 岁的贺龙，在湖北恩施用骡马运盐巴，经当地同盟会员又是袍哥首领唐伯义介绍，加入袍哥组织，与其他兄弟一起参与反清斗争。有一回贺龙被抓，袍哥舵把子邓渊如，变卖家产，买通官府，营救贺龙，全了袍哥的“义”。
贺龙常年在外奔波，与各码头袍哥大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都很喜欢这位“小老幺”。1911 年，贺龙回老家与本县女子徐月饴结婚，贺龙有三个姐姐，三个姐夫都是袍哥组织的成员，大姐夫谷虎成了那一带的龙头大爷。一家人拉起了一支民团武装，声援辛亥革命。
1914 年，留日青年陈图南到贺龙家乡发展“中华革命党”，贺龙用“贺云卿”的名字登记加入。1916 年，贺龙带着袍哥兄弟，在石门县号召 1 千多农民，组成“湘西讨袁独立军”。从此，袍哥领袖兼革命党人的贺龙开始了戎马人生。
袍哥里走出来的优秀人士还有王伯高（解放前夕牺牲），徐茂森，杜重石等，他们中有人宁可牺牲性命，也不输气节。
当然组织中也有罪行累累的，比如绵阳大袍哥左汉章，此人从小家贫，但因为是家里独苗，父母娇惯他，少年时不爱读书，就爱和人称兄道弟，17 岁经人介绍加入袍哥，20 岁就带着 200 人的兄弟干起了土匪勾当。左汉章工于心计，喜怒不显于色，发展很快，民国时期，势力一度涉及十余县，招纳当地土匪头目，自成一袍哥体系，无恶不作。
可笑的是，此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惊吓而死，全国解放在即，他也知道自己末日来了，在家寝食难安，终日喃喃自语，最终因惊吓过度，一命呜呼了。
再介绍一位，重庆大袍哥石孝先，人称石三，从小就是个惹事生非的主，还弄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太年轻不能出山当大爷。父亲石青阳管不了他，就想着给他娶个凶悍的媳妇，期望能管住他。还真找到一个叫金渊女子，家里是做生意的。金渊很厉害，石三很怕她，但是金渊有两个不学无术的哥哥，每每石孝先要干一些勾当，就和金渊报备，和金二哥金三哥在一起。
金渊也控制不住了，父亲又把他送黄埔军校去，是黄埔第三期学员，没毕业就被学校开除了，之后父亲又把他送意大利留学 3 年多，直到父亲病逝才回重庆。
石孝先利用父亲的背景，把持着袍哥界，目中无人，蒋介石没办法把他秘密放在公馆里“读书”。
1949 年，重庆解放，石孝先吓得肺病发作，咳血不止，解放前半个月他还搞了个 10 万人游行，他一直在想会不会杀他。结果重庆解放第三天，石孝先大吐血而亡，“徒子徒孙”还想给他大办丧事，结果被压下去，石孝先和普通人一样下葬。
从以上正反两面可以看出，袍哥虽然组织结构复杂，论资排辈严苛，但是无法真正约束组织内成员的行为。
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很多袍哥都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袍哥的一般成员自行回家参加工作，不予追究，对于参加反革命的头目严惩不贷。
对于袍哥，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组织，我们还是更多看到他们中很多人，不怕牺牲投身抗战中，不少人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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