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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为何仅是中将军衔?

十万个为什么 空空 2024-11-12 00:48:17 25次浏览

关于问题胡宗南担任战区司令,为何仅是中将军衔?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度度狼 gg】的最佳回答:

严格来说,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在全面抗日战争期间,大型战区的司令长官(称为司令那级别太低了),是必须由“挂三颗星”的将领来担任的,它可以是特级上将、陆军一级上将、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在换装四六式军服之前,上述四级军衔在领章的体现上,大略看去都是三颗星,尽管细节稍有不同。

(看领章)

顺便说一下,在 1946 年换装之前,只有特级上将(注意不分军种)的领章是特殊的,认真观察会发现,那个委员长的领章是有边框的。而其他“挂三颗星”的将领,领章样式基本没什么区别,所以“光板三颗金豆”的军衔,含义有三级呢。

由于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同时存在,因此抗战期间,绝对是“中将遍地走、少将多如狗”的情况。也就是说,从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再到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都可能出现挂二颗星的情况,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职务军衔。

比如死守常德的余程万,时任第 74 军第 51 师中将师长,没办法,余程万是黄埔一期生,比军长王耀武资格还老呢。而王耀武虽然也挂着中将衔,实际直到 1944 年晋升集团军总司令时,才真正获得“陆军中将”的铨叙军衔,包括他之前的中将军长、中将集团军副总司令,那都是职务军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宗南挂了十年的两颗星(1935 到 1945),人家却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军衔,领章远比王耀武等人的“含金量”要高。胡宗南是黄埔毕业生中,1935 年第一批获授陆军中将衔的。

不仅仅是因为得宠,主要还是军职较高和所谓的战功,是故要领先所有黄埔前三期毕业生,一个或者半个身位。当时能跟上胡宗南脚步的,只有王敬久、孙元良等寥寥几名实职师长,其他多为陆军少将衔,杜聿明才混个陆军上校。

在中将职务军衔和陆军中将衔混杂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职衔混乱,也为了方便指挥和管理部队,抗战期间先后划分的十二个大型战区,军事主官按规矩一定是“挂三颗星”的将领,如果没有达标,那就剩两个办法:要么暂时代理、要么研究晋衔。

因为既然挂上三颗星的,就不再有职务军衔那种“水货”的可能,注意陆军中将加上将这级军衔,那也是正儿八经的铨叙军衔,1936 年是有专门条款的,可以理解为准上将或者候补上将。关于上将职务军衔,虽有个案,均属特殊人物和特殊情况,不影响上述结论。

比如那个委员长,曾先后兼任过第一战区、第三战区和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是人家喜欢抓军权;另一方面,确实是抗战初期,“挂三颗星”的将领数量有限且可用的不多,那就只好先兼着。

其他诸如一战区程潜(卫立煌、蒋鼎文)、二战区阎锡山、三战区顾祝同、四战区张发奎(何应钦)、五战区李宗仁(刘峙)、六战区冯玉祥(陈诚)、七战区刘湘(余汉谋)、九战区薛岳、十战区李品仙,以及抗战胜利前组建的十一战区孙连仲、十二战区傅作义,莫不是挂着三颗星。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

抗战爆发时,胡宗南的职务是第一军军长,其后升任第 17 军团长、第 34 集团军副总司令等职务,以正牌子陆军中将的军衔,担任这些职务一点没有问题。1939 年 8 月任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但是距离战区级还差点意思。

1942 年 7 月,胡宗南晋升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第 34 集团军总司令),无论是陆军中将或是中将职务军衔,当个战区副司令长官总还说得过去。不过在第八战区中的五名正副长官中,胡宗南仍然是小字辈,因为司令长官朱绍良是陆军二级上将,另外三名副司令长官分别是:

陆军二级上将衔的傅作义、马鸿逵和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的盛世才,熟读民国史,当知这三位都是老资格的军人,辈份高于黄埔生。当然了,职衔和权力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在第八战区中,却以胡宗南的兵权最重,甚至被允许在西安单独设立“副司令长官部”。

(马鸿逵)

换句话说,无论那个委员长如何信任胡宗南,碍于资历和军衔(其实两者是有关联的)所限,都很难迅速将其提拔为战区司令长官,必须得再熬一熬军龄,毕竟黄埔毕业才 20 年不到。职务军衔(中将以下)虽然泛滥,铨叙军衔还是比较正规的,从 1935 年起就没有乱授过。

1944 年 7 月间,豫湘桂战役惨败,第一战区的老窝河南几乎全部沦于敌手,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大败而逃,双双被撤职。于是胡宗南奉命率兵东出,在豫西阻击日军,转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小胡同学以为,毕业正好 20 年了,应该可以扶正了吧?

还是没戏,委员长也不好公开破坏职衔的规矩,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命下来时,不是胡宗南,而是他的黄埔炮兵教官陈诚,算起来那也是老师辈。胡宗南大为不爽,加之本来跟陈诚的关系就不好,于是躲上华山,不愿意在“小委员长”帐下听差。

(盛世才)

既然“天子第一门生”不乐意,况且手里已经握有四个集团军 45 万大军,加之陈诚要调回重庆接班何应钦,因此拖到 1945 年 1 月 12 日,重庆方面总算任命胡宗南为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掌握了该战区的全部军权。

虽然是真正的军事主官,毕竟前面加了个“代”字,为什么呢?还是因为胡宗南的军衔跟不上,只是个陆军中将。抗战期间大面积停止了铨叙军衔的晋升,胡宗南只能等等,另外三颗星的员额默认控制在 60 人左右,还需要排排队。

如此再拖到 1945 年 7 月 31 日,距离日本宣布投降之前仅仅半个月时,胡宗南终于正式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也是黄埔生的第一个所谓“战区司令长官”。

之所以给转了正,一方面是代理职务半年多,资望差不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抗战胜利前夜,铨叙军衔的晋升有松动了,胡宗南有机会加上那颗星,而且是内定了的。

(陈诚)

不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那属于高级军衔,不是单凭委员长的一纸任职令就可以的,一定得走必要的程序,如此折腾到同年 10 月 3 日,胡宗南总算盼来了第三颗星,获得了“陆军中将特加上将”的军衔,实现了职衔配套。

总体来看,在八年抗战期间,胡宗南其实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重要原因就是军衔和“资望”差点意思。而当他在抗战胜利前后,终于得到这一职务时,军衔已经水涨船高挂上三颗星了,出现三个月的时间差,只是程序问题。

无论是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都不算真正的“战区司令长官”,挂中将军衔并没有破坏规矩,因此这才是如题不太准确的原因所在。事实上,当时的战区副司令长官,也以挂三颗星的占绝大多数,二颗星想当司令长官,根本没戏。

1947 年 3 月,胡匪军攻入延安时,胡宗南并没有晋衔,只是得了一枚勋章而已,因为他晋升“中将加上将衔”还不到两年,不仅停年欠缺,也不合规矩。前面说过了,陆军二级上将不是随便乱授的,得守规矩还得有空位置。

理论上说,胡宗南在解放战争的中后期,确实是有机会晋升陆军二级上将衔的,毕竟军权很重且已经混到了三颗星,同时二级上将也有出缺的情况。然而从 1947 年夏天以后,胡宗南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被我西北野战军打得丢盔弃甲,他的校长实在没好意思再提名。

直到 1955 年 9 月,逃离大陆的胡宗南重被启用,出任“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官,各方面条件都够了,才晋任陆军二级上将,这也是他生前的最高军衔。1962 年 2 月 15 日,胡宗南死后,才被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搞清楚那已经是“追晋”。

【2】、来自网友【弓长禺页 010】的最佳回答:

需要澄清一下,胡宗南不是战区司令,他只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国民党的战区司令最低都是二级上将。比如四大剿总:

东北剿总(1948 年 1 月 17 日-1948 年 11 月 16 日)司令卫立煌(二级上将)

华北剿总(1947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 31 日)司令傅作义(二级上将)

徐州剿总(1948 年 6 月-1949 年 1 月 6 日)司令先是顾祝同(二级上将)(临时代理过两个月),刘峙(二级上将)。

华中剿总(1948 年 6 月-1949 年 4 月)白崇禧(一级上将)

付赠:四大行营(辕)主任:

北平行辕(1948 年 2 月撤销)主任李宗仁(一级上将)

西北行营(1949 年 2 月改称)主任张治中(二级上将)

广州行营(1949 年 2 月撤销)主任张发奎(二级上将)

武汉行营(1947 年 7 月合并到华中剿总)主任程潜(一级上将)

五大军政长官公署(1949 年二月取代原剿总和行营(辕)设立):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原华中剿总)白崇禧(一级上将)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原西北行营)张治中(二级上将),马步芳(中将加上将衔)。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未授衔),顾祝同(二级上将,临时代理),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临时代理)

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余汉谋(二级上将)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一级上将)

主要绥靖公署(1946 年 8 月-1949 年 2 月)

张垣绥靖(1947 年 11 月合并到华北剿总)公署主任傅作义(二级上将)

保定绥靖(1947 年 11 月合并到华北剿总)公署主任孙连仲(二级上将)

太原绥靖(1949 年 4 月太原解放而撤销)公署主任阎锡山(一级上将)

西安绥靖(1949 年 4 月迁往汉中南郑,10 月汉中解放而撤销)公署主任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

汉中绥靖(1948 年 4 月撤销)公署主任蒋鼎文(二级上将)

武汉绥靖(1946 年 5 月升级为行营)公署主任何成濬(二级上将)

郑州绥靖(1948 年 6 月合并到徐州剿总)公署主任刘峙(二级上将)

徐州绥靖(1948 年 6 月升级为徐州剿总)公署主任薛岳(二级上将)

重庆绥靖(1949 年 5 月撤销)公署主任张群

滇黔绥靖(1947 年 2 月撤销)公署主任龙云(中将加上将衔)

桂林绥靖公署主任夏威(中将)

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二级上将)

衢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二级上将)

广州绥靖(1947 年 9 月升级为行营,1949 年 2 月行营改称华南军政长官公署)公署主任张发奎(二级上将),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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