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靖康之变是不是宋徽宗的昏聩无能所致？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左左左庶长】的最佳回答：
主流历史观点认为靖康耻的发生主要就是因为徽钦二帝昏聩、六贼的胡作非为，以及宋军战斗力的孱弱等。
但是这个说法是有矛盾的。
钦宗暂时不谈，就说宋徽宗，他真的昏聩吗？
众所周知北宋中晚期的朝堂几乎就是新旧两党的战场。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新党执政，可神宗去世后旧党立刻反扑，新党纷纷下野，哲宗亲政后再次启用新党，并且做出了很多的功绩。在大家的印象中，哲宗去世后立刻就是徽宗接班，随后就开始了他重用六贼享乐无度的日子。
可实际上，哲宗去世后宋朝的朝政在一段时间内是哲宗皇后，也就是向太后在打理。向太后是典型的保守派，她执政期间旧党再次得势，章惇、蔡卞等相公被接连贬官，朝堂上再次出现了新旧两党互相攻击的情况。
直到徽宗即位的第二年，向太后去世后，徽宗才得以亲政，亲政后的徽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结束新旧两党的争端，将年号改为“靖中建国”，努力在新旧党之间寻求平衡。
在这件事上，不得不佩服士大夫的春秋笔法，他们为了将徽宗黑的一无是处，在记载这段历史中说是有官员希望在新旧两党中找平衡，然后改年号“靖中建国”以明其志。我就想问哪家的官员能改年号？那不还是当皇帝的意志吗？
可惜新旧两党积怨已久，徽宗调停失败，后来在多方对比他爹他哥哥两朝新旧两党的表现后，徽宗果断选择了新党。
至于蔡京，历史记载蔡京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才被徽宗看上并成为执政，实际上蔡京能上台主要还是因为他是改革派，是王安石的姻亲。
说蔡京上台后排斥异己，用人唯亲唯近，树元祐党人碑搞党争。可是大家仔细看看历史，他排斥的异己无一例外是旧党，重用的亲近之人无一例外是新党。这根本就是新旧党争，党争宋朝搞了多少年。同样的事玩得最狠的司马光都没人指责，为什么要以此指责蔡京呢？而且宋朝就只有元祐党人碑吗？司马光执政，旧党崛起的时候不是也搞过元丰党人碑吗？
我不是说蔡京是啥好人，他虽然是新党，但也是妥妥的小人一个，我只想说咱们看待问题不能双标。
徽宗登极后做出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覆盖道州县三级的福利制度，覆盖道州县三级的教育体系，清查土地，建立国有的织造局与官窑。
但是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又换了说法，清查土地将超出地契的田地收为公田，归国家所有。这件事在历史上被说成掠夺百姓土地。我就很不理解，那会手里有大片土地的能是老百姓吗？徽宗和蔡京查的是谁家的地我相信当时的士大夫比谁都有数。而且这事有错吗？你地契上明明只有两百亩地，每年交税也只交两百亩地的税，可你实际上有一公顷的地，这多出来的土地是哪的？这每年少交的税该不该补？
建立国有织造局和官窑被说成徽宗享乐所需，可这玩意明明就是拿来做生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
而建立福利制度，建立普遍的教育体系，打破了士大夫集团的教育垄断这些没法黑的事，在很多后世的书籍文章中则是只字不提？
宋朝的士大夫集团，是集官僚地主资本家三位一体的组织，从王安石开始，历代新党的目标就是从这帮人手里拿回本该属于国家的钱。
再说徽宗年间的起义，徽宗年间有两次大规模起义，一次是宣和年间北方大起义，还有一次就是方腊起义。这两次起义在史书中被通通归纳为农名起义，但是实际上确实一真一假。
真的那次是宣和年间北方大起义，原因很简单，宋徽宗在这段时间穷兵黩武，先是和西夏作战夺了西夏立国的屏障横山地区，和吐蕃人作战开疆拓土两千里建立陇右都护府，南下平方腊，然后又联金灭辽，两次组织北伐。用的人力物力太多，再加上河北山东的天灾，导致河北山东的老百姓不能忍了发动起义。
这次起义非常符合宋朝农民起义的目标:要钱，要编制。
1124 年撂挑子不干，1125 年就基本都被朝廷招安了，还没被招安的也迅速转为抗金力量。
而方腊起义根本就不是农民起义，方腊他本身就不是农民，他是江浙一带的有钱人，家里都是有产业的。农民起义是打土豪分田地，方腊本身就是土豪，他不能自己打自己啊！而且他起义是上打朝廷下打百姓，所过之处是无恶不作。
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认为方腊是江浙地区的士大夫为对抗朝廷的政策推出了这么一个人作乱。第二种则是认为方腊是宗教起义。我本人更倾向于第一种说法。
最后再说一说徽宗人生的污点之一艮岳，艮岳占地 750 亩，可被南宋以及后世的士大夫骂惨了。可是清朝从立国开始就修园子，每一个园子占地面积就没低于千亩的，像避暑山庄这种更是有 8500 亩。中国历史上四大名园的拙政园是明朝的一个御史修的。留园是明朝的一个工部主事修的。你拿这些园子和艮岳相比，徽宗做的真的不算什么。
徽宗在位的 26 年间，绝对是有功劳的，而蔡京也不完全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小人奸臣。正如当年司马光上台后一样，如果不是王安石的个人品德真的没得挑，王安石就进宋史奸臣传了。
【2】、来自网友【徐大乎】的最佳回答：
“靖康之变”是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痛心和悲惨的事件，这一“耻变”的确是由于宋徽宗昏聩造成的，这不能否认，但我们如果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用当代人的眼光深入分析一下北宋和宋徽宗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矛盾，虽然不足以为“靖康之变”找到开脱的理由，仍不免要对宋徽宗进行一顿挞伐，但相信会释然一些。
第一，外部有辽、金和西夏强邻环伺。中原王朝几千年来一直痛苦的遭受着北方民族的侵扰，秦汉有匈奴，唐朝是突厥，后世王朝大明被满人亡，而此时北宋面临着辽金夏“三国”虎视、蒙族、女真、党项以及白族、契丹族、吐蕃族等“六族”侵扰，就北宋的实力和柔弱的“小身板”而言，单挑一国可能还绵力可支，而要长期同时应对三个国家“群狼”般的侵略就力不从心了，更难以长期支撑下去，这也怪他们的“命”不好。
第二，按继位顺序，宋徽宗父亲驾崩后还有两个哥哥排在自己前面，本无承续之望，而是在神宗朝晚期已干政的庶母向太后，出于继续把持朝政的考虑，硬是把继位顺序靠后、势力比较孱弱、志向不在于此的徽宗推上了大位，因此，徽宗施政时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向太后的掣肘和叨扰。太监专权，外戚干政历来是威胁政权稳定和王朝安全的两大致命祸害。
徽宗除了要面对以上两个主要矛盾外，还有变法派和守旧派炒翻天的持续“党争”，方腊、宋江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特别是自己不爱政治、讨厌俗务的艺术家素质和“文艺范”。
宋徽宗执政时面临的恶劣形势，即使宋太祖或宋太宗现世，也难以完全改观，“靖康之变”也可能难以彻底避免，更何况一个“只爱艺术，不爱江山”的艺术家宋徽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