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为什么襄阳一破，南宋马上就不行了？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喝下这口历史的鸡汤】的最佳回答：
襄阳之战，宋军虽损失不小，但仍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襄阳丢失，大宋虽失重地，但其仍然拥有相对完整的防御体系。
可是，仅 3 年，南宋就被灭了。
而在此之前，从 1234 年到 1273 年，将近 40 年间，蒙古军虽占据相当优势，却仍然总体上与宋处于相持阶段，无法打开局面。
那么，为何襄阳沦陷后，南宋就如此迅速败亡呢？
襄樊之战前，蒙古打不开局面
1234 年，金灭亡后，蒙古军主力北还，南宋趁机发起“端平入洛”，一举收复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
蒙古军回过头来，大败宋军，并随即发起了攻宋战争。
窝阔台兵分两路，一路攻襄阳、汉阳，一路攻今四川。
开战后，蒙古军连战连胜，攻占了襄阳、成都都要点，气势如虹。
然而，蒙古军旋即遇到瓶颈。
四川方向，蒙古军一度攻占成都，大掠四川腹地，“凡四川府州数十，歼其七、八”，但是，当蒙古军主力因故北还后，宋军在孟珙带领下站稳脚跟并组织反击，收复了一些地区，双方在四川陷入长期僵持。
东线的情况也类似，蒙古军一度攻占襄阳等地，但旋即宋军也站稳脚跟，并收复了襄阳等地。
由于对宋作战一时打不开局面，窝阔台此后将重点调为向西亚等地扩张，大战暂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蒙哥调整了伐宋战略。
蒙哥集结一支机动部队，从西面绕过宋军占据的要点，直插在南宋西南立国的大理。他计划在灭大理后，即可从南宋背后进攻，既可北上攻击四川的宋军，也可以东进鄂州，规避其不善水战的弱点，不用水战而突破长江，一举灭宋。
在攻灭大理后，蒙哥认为大迂回已经完成，于 1257 年诏命诸王、诸将大举攻宋，兵分三路攻宋。
其中，蒙哥亲自统帅的攻四川作战是作战的重点。
然而，尽管蒙哥连续攻破嘉陵江沿岸山寨，却对钓鱼城一筹莫展，并最终死于钓鱼城。
可以说，蒙古攻宋之战，尽管取得不少胜利，攻取不少地方，但南宋的防御体系依然稳固，双方仍然处于相持状态。
蒙古军的短板决定其成绩
蒙古军之所以长时间无法打开局面，是受其短板所限。
自南宋抗金立国以来，已经形成了完善、巩固的防御体系。
西面则依托四川、重庆山地，东面则依托淮河、汉水，在长江以北构成防线。
蒙古骑兵天下无敌，但其水战、山地作战则不甚擅长。
蒙哥大迂回战略想法虽然很好，确实能一定程度上规避其短板，但如果改变这两个短板，无法从正面突破南宋的汉水、山地防线，仅靠云南方向过来的孤军也打不开局面。
同时，蒙古军虽善战，但在中原等地始终缺乏足够的治理手段，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统治秩序一直得不到恢复，大军作战，仍然常常要靠劫掠，难以支撑灭宋这样的作战。
要粉碎南宋成熟的防御体系，仅靠作战上的创造性思维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建设、军队建设上实现突破，弥补短板，灭宋才可能。
因此，忽必烈即位后，在政治、经济、军队各方面做出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实现其灭“浑一天下”的企图。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元军（忽必烈已称帝）已经改善了其短板，甚至实现了超越。
襄樊之战的胜利，表明短板不再短
襄樊之战，从 1267 年打到 1273 年，打了近 7 年。
围城 7 年，而粮草不断，这本身就表明元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补给能力和成熟的补给系统，中原地区的生产、秩序已经得到恢复。
而围攻襄阳的过程，也表明元军的水战、攻坚战已经脱胎换骨。
襄樊之战之初，除了降将刘整所部之外，蒙古军的水军不甚强，曾为宋军所败，蒙古军需要施展计谋，假装作榷场等手段构筑工事才可以阻挡宋军船只。
蒙古军“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水军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蒙古军水陆协同下，宋军尽遣宿将精兵也难以打破襄阳包围圈。
此外，蒙古又从回回征发工匠，打造回回炮，使其攻坚能力大增。
最后，在回回炮的帮助下，蒙古军攻破樊城，降服襄阳，取得大胜。
可以说，经过襄阳围困战，元军的补给力量、水军力量、攻坚力量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为灭宋在物质上做好了准备。
实力仍存的宋军
当然，仅就物质力量而言，襄樊失守后，南宋也依然拥有较强的实力。
襄樊之战虽被认为是元与南宋的一次战略决战。但总体上是围城阻援战，虽消灭了襄樊的吕文焕集团，但对宋军大量援军杀伤有限，南宋仍然拥有七十万左右的军队。
襄樊失守后，南宋的京湖制置使汪立信上书，指出：南宋仍有兵七十余万，淘汰 20%，还有 50 多万人，如果改变“守内虚外”的做法，集精兵于前沿，仍然足以为守。
就地缘而言，襄樊虽为中路门户，但襄樊之后，南宋在汉水仍拥有郢州、阳逻堡等处，仅在郢州就有十余万精兵，可以阻遏蒙古军由汉水进入长江，另又有完善的长江防线。而西线的四川战场，蒙古军依然无法突破。
可以说，此时的南宋，其形势远好于三国后期的吴，虽无力北伐，但仍有可以自保，长期相持。
因此，要灭宋，仅靠物质力量不够，仍需要指挥官的军事才能。
伯颜的杰出军事才能
伯颜的军事才能，无疑是迅速灭宋的重要保障。
伯颜南下时，宋军在郢州有精兵十余万，依险而守，阻遏蒙古军进入汉水。
如果以常规手段，郢州之战恐怕又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久拖不决。
伯颜、阿术探知小溪可通汉水，遂绕过郢州，直入汉水。
伯颜指出：大军的目标是迅速渡过长江，直捣南宋中心地区，不能为攻城拔地延误进军速度。
在绕过郢州，抵达阳逻堡后，伯颜又故技重施，作势围攻汉阳，实际通过沙芜进入长江。
在连续绕过敌军坚固阵地后，蒙古军在江中与宋水军展开激战，一举击败宋军，宋守江军队“数十万众，死伤几尽”。
同时，伯颜执行忽必烈“为吾曹彬”的指示，以宽仁手段善待降将，以此瓦解宋军。
吕文焕集团在南宋关系极多，投靠元军后，对南宋军展开招降工作，南宋各地将领多闻风而向，土崩瓦解。
此后，在丁家洲，面对胆气已失的贾似道、孙虎臣，伯颜以左、右翼骑兵夹江而进，以为巨炮轰宋阵制造混乱，贾似道等人抛弃军队，宋水陆军主力稀里糊涂就被吓得丧失几尽。
在焦山，面对张世杰的哀兵之势，伯颜一眼看出“可烧而走之”，在火攻之下，伯颜只以极小的代价就消灭了南宋军最后的有生力量。
连战连进后，宋太后、皇帝投降，南宋灭亡。
可以说，伯颜灭宋过程中，任何一战都可单独成为一段经典，伯颜连续施展谋略，针对不同敌人采取不同战法，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原本实力尚存的南宋军。
自取败亡的宋
蒙古人打得好是一回事，但弱非南宋自取灭亡，元军未必会如此顺利。
在此前的宋蒙战争中，以孟珙、余玠为代表，宋军涌现了不少杰出将领，都曾给蒙古人吃下苦头。
不过，贾似道实行“打算法”，使许多有才能的将领被排挤、迫害，有的如高达退居二线，有的如刘整干脆投靠了元军。
襄樊之战时，吕文德、吕文焕焕虽不及对手，但还算能与元军过上几个回合。
襄樊之战后的元灭宋过程中，宋军虽不乏文天祥、张世杰等赤心为国的忠义之人，但确实没有足以与伯颜相当的良将。
两场决定性会战。
丁家洲之战开战前，宋军高级将领夏贵递纸条给贾似道：“宋历三百三十年”，未战即有败亡之心，还打什么仗呢？
结果，贾似道、孙虎臣等人弃军而走，宋军水陆主力稀里糊涂报销。
焦山之战，张世杰以铁链联船，被伯颜看出破绽，一举击败。
更可恨的是，后来的崖山之战，张世杰等人不吸取教训，再次以铁链连锁，又为敌军所烧。
被别人抓住漏洞，可能是别人厉害，但同一个错误犯两次，只能说是自己不行了。
宋猜忌武将，直到亡国前还坚持“守内遽外”的策略，防范武将、士兵，而把希望寄托于贾似道等人身上，焉能不败？
尽管元人在灭宋之战中组织得很出色，但宋的迅速灭亡，个人以为 60%以上是宋自取灭亡。
南宋灭亡前的最后时刻，宋廷遣使议和：愿岁贡银 25 万两，帛 25 万匹。
自北宋以来，朝廷一直以防范武将为重点，对外委曲求全。
到最后，连委曲求全的资本都没有了！
南宋自南迁以来，打造了依托长江-汉水-淮河及四川为依托的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十分牢固，而蒙古军水战、攻坚战、补给能力都存在短板，而这些物质上的短板很难依靠单纯的创造性指挥克服（如蒙哥“斡腹”之策），因此对宋战争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进展。
忽必烈称帝后，安定中原，使生产得到恢复，补给能力得到增强；打造船只，水军逐渐成熟；引进西域等地先进技术，使其攻坚、以岸制江能力得以增强。
在物质条件成熟后，伯颜以其杰出将略，加速了战争进程。
他未过早陷入久拖不决的前沿围攻战，而是巧妙用兵，迅速突入长江，在相对有利位置击败宋军江防部队，一举粉碎南宋江防体系。
其后，伯颜针对敌情，或以虚张声势之法，动摇敌指挥官，或以火攻之法，迅速击破忠诚却缺乏经验的宋军，皆是四两拨千斤，连续作战，轻松歼灭了宋军精锐，并一举灭宋。
而反观南宋，则确实到了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自北宋以来，宋对内压制武将，对外委曲求全。到南宋末年，良将已被贾似道“打算法”清算，兵马多而无良将，粮草多而统筹。
武将有将才，却或无容身之地或已心灰意冷；士大夫空有报国之心，却缺乏阵战经验。
襄樊丢失后南宋的迅速灭亡，与其说是丢失要点，损失部分精锐的结果，不如说是宋长期国策弊端的总爆发。
宋国策的弊端，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总崩溃的时候了。
【2】、来自网友【君山话史】的最佳回答：
因为襄阳之战，不仅仅是一座城池的保卫战，而是蒙宋之间的大决战。为了解襄阳之围，南宋把精锐部队都押上去了，故而襄阳失守，意味着南宋最精锐的军事力量被歼灭。
南宋帝国的防御力量，主要集中在三大军区，分别是四川、京湖、两淮。四川自遭到蒙哥入侵后，又加之刘整叛降，已无实力可言。在京湖与两淮战区，又以京湖战区最为重要，守卫京湖的重心在于襄阳、樊城。
自从孟珙在 1239 年收复襄阳、樊城后，便指出这两座城池的重要性：
“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得之，当加护理，非甲兵十万不足守。”
此后，襄阳、樊城在孟珙的精心经营下，防御工事几乎无懈可击。据吕文德的说法：
“襄、樊城池坚深，储粟可支十年。”
孟珙所经营的襄阳、樊城与余玠经营的钓鱼城一样，都是经典之作，在两位名将去世后，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襄阳城与钓鱼城未能拯救南宋，但至少大大迟滞了南宋的灭亡。
对于襄、樊的重要性，还有一个人看得十分明白，此人便是
已担任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南宋降将刘整，他对忽必烈建议说：
“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
忽必烈遂诏征诸路人马，命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经略襄阳。
为了进攻襄阳，刘整又向阿术献策，造战船五千艘，训练水兵七万人。阿术接受建议，招募水军，日夜训练，风雨不懈。刘整在南宋时得不到重视，还被整，到了蒙古后却如鱼得水，忽必烈又提拔他为都元帅，与阿术平起平坐。刘整再出奇谋，在白河口修筑堡垒，以切断襄阳城的运粮通道。
准备就绪后，蒙古开始发动围攻襄阳之战。
襄阳之战，是蒙宋战争中最为旷日持久的一战。从咸淳三年（1267 年）蒙军围城，至咸淳九年（1273 年）襄阳陷落，前后总计六年。
这是一次蒙宋大会战，双方都投入庞大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也不断增兵。
这次会战不并局限于襄阳一城，而是以襄阳为中心的大区域战争。
襄阳南宋守将是
吕文焕
，他的顶头上司是其兄
京湖制置使吕文德
，兄弟俩皆一时之良将。咸淳三年（1267 年）阿术与刘整发动襄阳之战后，警报传至临安，竟然被贾似道扣下不发，皇帝还蒙在鼓里，南宋也错失救援襄阳的最好时机。次年（1268 年）阿术又统兵包围樊城。
尽管襄阳与樊城均固若金汤，一时间蒙古军也难以攻下。吕文焕也组织士兵主动出击，攻打蒙古人的沿山诸寨，然而损失惨重，以失利而告终。
咸淳五年（1269 年），蒙古发民兵两万赴襄阳前线。阿术在樊城外鹿门山再筑城堡，显然意在长期围困。京湖制置使吕文德派都统制张世杰前往阻击阿术，但在赤滩浦被蒙军击败。而后阿术又派遣一万五千人，扼守住万山、射垛冈等几处通道，试图完全切断襄、樊与外界的联系。
此时，南宋朝廷的援军终于姗姗来迟，但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沿江制置副使夏贵
，率三千兵船进援襄阳。夏贵水师行至鹿门山，遭到蒙军水师的阻击，损失两千多人。接紧着，另一支由
范文虎
指挥的水师也败走。
更糟糕的是，在大战关键时候，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逝于鄂州。
在襄、樊陷于苦战之时，权臣
贾似道
还在过着他的逍遥生活。
一天入朝时，皇帝突然冒出一句：“襄阳被围三年，如何是好？”贾似道装腔作势道：“哪有这回事，北军早已退了。”当他得知皇帝是从一个宫女那儿得悉的，竟然诬告宫女与人暧昧，逼她自尽。
襄、樊被围三年，已是十分危急，可是贾似道还要弄权。他命
京湖制置使赵庭芝
往援救襄阳，又派
范文虎
去制衡赵庭芝，致使救援行动一拖再拖，毫无进展。
与南宋援军的拖拖拉拉相反，蒙古不断增兵襄樊，忽必烈把宿将史天泽调往前线。史天泽添筑长围，襄阳与外交通断绝。到了咸淳七年（1271 年），蒙古又从川蜀大举出击，以牵制京湖宋军。范文虎率
两淮舟师
共计十万人救援襄樊，又以失败而告终，损失惨重。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朝的历史开始，而宋朝却已走向尾声了。
在外无援军的情况下，襄阳守将
吕文焕
，樊城守将
范天顺、牛富
苦苦支撑。此时两座城池情况越来越困难，所赖两城积粮颇丰，尚得以维持，只是生活日用品奇缺，军民生活极其艰苦，伤亡也越来越大，军队与物资都得不到补给。
无论再坚固的城池，也禁受不住旷日持久的消耗。咸淳八年（1272 年）三月，元军取得重大进展，攻破樊城外防线。在此危难时刻，民兵的表现倒比朝廷正规军要强，
张贵、张顺率三千民兵竟然突破元军的重重封锁，进入襄阳城。
张贵入城后，复派两人冒险赴郢州，向范文虎求援，意在夹击元军。岂料张贵冒险出击，范文虎的援军并没出现，加上叛徒泄露情报，遂陷入元军重围，力战而死。
对襄、樊守军来说，更糟的事情出现了。回回人
亦思马
向元朝献上新研制的巨石砲，俗称
回回砲
，可以抛出巨大的石块，用力省而射程远，威力巨大。忽必烈如获至宝，马上将回回砲送抵前线。
咸淳九年（1273 年）正月，在回回砲的猛轰下，樊城在坚守四年多年，终于被元军攻陷，
范天顺、牛富以死殉国
。樊城沦陷后，襄阳更是势孤力单，元军将回回砲送到襄阳城下，全力攻城。吕文焕已是心力交瘁，对朝廷的无所作为更是痛恨。他没有像樊城守将那样殉国，而是选择了投降。
历时近六年之久的襄、樊保卫战，终以悲壮的方式而告结束。
在襄阳战役中，京湖战区的精锐损失殆尽，前去救援也两淮兵马也伤亡颇多。抵抗蒙古进攻的三大战区，残了两个，只剩下两淮稍存实力。更要命的是，襄樊一战，
朝廷救援不力是致使两城失守的主要原因，贾似道这个奸臣，在国家存亡关头，仍只图自己利益，仍然在玩弄权术。如此结局，可以说令将士寒心。
公元 1274 年，即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蒙古大举南侵。
当时长江沿江诸州很多将领都是吕文焕的部下，对贾似道控制的朝廷完全失去信心，纷纷投降元军。贾似道硬着头皮上场，宋军最后十三万精锐也报销掉了。尽管贾似道遭流放被诛，南宋帝国灭亡的命运已经难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