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如果秦始皇死后是扶苏当皇帝，历史会有怎么样的变化？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纪元的尾声】的最佳回答：
后世人都说秦始皇的路线错了，“暴秦”之名最终毁了大秦，可事实上，秦始皇是有着自己的安排的，他既然成为了“暴君”，那么就让扶苏成为明君，所以秦始皇并不是走错了路线，而是选择将骂名全部背负。
大秦的统一环境，其实根本离不开严苛的“法家”，如果不将法家作为强有力的“聚合”手段，那么秦“六代人”的努力就会白费，因此秦始皇执政时期，重法轻儒，凡是能够迅速镇压不安因子的法度，都纷纷用上了。
所以秦始皇有些事情必须要做，且要做得彻底，能成大事者，盖因为心中有执着，耳旁无杂音，有些事情并不是错的，只是还没达到对的程度罢了。
历史的恒定规律：法家开路，儒家维护。
暴秦是怎么来的？
有人说大秦修筑万里长城，这里面被累死的民夫无数，孟姜女就是这么多个悲哀家庭中的一个。
有人说大秦的法度严苛，动不动就要坐牢、处死，陈胜因为失期从而造反，刘邦因为犯人逃跑从而脱离秦吏，最终走上诸侯道路。
其实这些理由都是对的，暴秦不是因为一个理由而诞生的，暴秦就是一个时代的“集合体”，秦朝开国的法律严苛，严苛到方方面面，严苛到让人生厌。
那么秦始皇这么做，他难道不怕反噬吗，他既然能够统一天下，难道就只是一个“短视”的暴君吗？
如果问秦始皇这个问题，那么秦始皇或许会告诉你，对于家国的建设，总是先苦后甜。
而苦是秦始皇放的。
甜，却是让扶苏来喂。
秦朝走“法家”的路子，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就确定好的。
毫不夸张地说，秦国也是靠法家思想崛起的，到了秦始皇这里，他就是秦国的“崛起”最后一班岗了，只要稳定住了这个天下，彻底完成文化、领土、制度上的一统，那么法家的担子就可以卸下了。
法家既然用“暴力”的手段开辟了秩序，那么接下来就用儒家来休养生息，这个逻辑秦始皇是非常清晰的，而非常巧的，他的长子扶苏，正是这么一个信奉儒家的储君，可以“无缝衔接”秦始皇的计划。
但扶苏该做的事情，那也是扶苏当了皇帝之后再去做，最起码秦始皇还在位时，你扶苏不能做，更不能拿着自己的儒家主张来“中和”朝堂，一旦被中和了，那么整个国策就会崩溃了，这不是秦始皇可以容忍的事情，所以秦始皇也还能做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用后世汉武帝对劝谏他不要继续征伐的太子刘据的话来代入秦始皇和扶苏的关系，其实也是可以的：
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只有同样登临政治思想顶峰的皇帝才能明白，伟大的执政是不完美的，而是需要“取舍”，如果想要美名，那么就得不断讨好所有人，最终只会一事无成，真正能做成事情的，都是需要得罪人的，汉武帝则是选择让自己来得罪人，让心思柔软的刘据来享受他的成果。
虽然秦始皇没有和扶苏说过这种话，但其本质是一样的，汉武帝和秦始皇很像，刘据的仁慈也和扶苏很像，很难说这到底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刻意”的培养，作为“铁血君主”的他们，选择的继承人竟是和他们的性格截然不同。
可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他们的子嗣也并不唯一，所以他们如果不想太子和他们有政见上的冲突，一样是可以换太子的，因此这只能是他们培养，他们执行严苛的“法”，提高中央集权，镇压朝堂的跋扈势力，由此打造一个利于他们的基本盘。
这就是用法家开路，儒家稳固朝政的最好体现，只可惜的是，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他们心目中的“储君”都因为性格太过软弱而和皇位失之交臂，扶苏得到假的秦始皇“旨意”，也不假思索地自杀，刘据则是被人陷害，一步一步判断局势错误，最终被逼得自杀。
假如扶苏能当皇帝，大秦将“褪去”暴秦的称号。
若说秦始皇和公子扶苏的“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大概就是秦始皇执意“焚书坑儒”的时候，扶苏百般劝谏秦始皇不要行如此残暴之事，秦始皇对扶苏的劝阻很愤怒，于是把扶苏给赶到了“上郡”跟着蒙恬一起监督长城的修筑去了。
这看似是“流放”，其实是秦始皇另类的“立储”之计，因为扶苏阻止秦始皇的理由，乃是天下刚刚统一，边境地区的百姓还没有真正的归附大秦，而真的想要让些地方真心归附大秦，就需要儒士们到这些地方传播文化，扶苏的意思就是，真正的大一统乃是文化思想上的一统，而文化一统，儒家必不可少。
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其实秦始皇听到扶苏的话，还是很欣慰的，因为扶苏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秦始皇更明白一个道理，此时的儒家已经敢“骗”、敢“嘲讽”他了，如果他不打压一下儒生，那么这些人即将无法无天，所以秦始皇把扶苏给撇开，让扶苏到上郡监督修筑长城，事实上，上郡有蒙恬带领的三十万兵马，这就是秦朝最强的军事力量。
秦始皇此举，就是在另类立储，骂名自己背，等自己驾崩后，扶苏再回来给这些儒生平反，最起码扶苏当年也因为“保护”儒生被秦始皇赶到上郡，扶苏也更容易获得儒生的认同。
所以按照秦始皇的计划，扶苏将是另一个“矫正”局势的局面。
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多时候并没有“恰到好处”的这个概念，比如前面所说的，一个强国的建立，肯定是“先法后儒”，先阵痛再止痛，再享受，这是因为一个法令和被法令管辖的百姓，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惰性”，人心才是其中的关键，而人心不是机器，所以只有“过当”的法度，才能出效果。
作为皇帝，秦始皇不可能不知道暴政会带来什么，但他明白他的作用是什么，他必须要树立他的“残暴”形象，以此来镇压宵小，比如徐福、卢生这些人都因为秦始皇对“方士”太好说话了，所以才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秦始皇，人性就是这样，秦始皇干脆用最残忍的手段镇压他们。
那么在秦始皇之后，也就是扶苏即位，扶苏肯定会秉持着心中的“仁政”，然后来“矫正”秦始皇对儒家的高度打压，而扶苏会做的事，很大概率也是
“矫枉过正”
，并不可能恰到好处，但因为有秦始皇铁血镇压过的缘故，儒家也不可能在扶苏面前放肆，最起码在忘掉秦始皇给他们的恐惧之前，他们不敢放肆。
只要没人敢放肆，那么扶苏很快就能实现他心中的“儒治天下”，用儒家思想作为方针和基础来统一大秦的百姓，也就是扶苏自己提到的，还有很多地方的百姓没有归附大秦，秦始皇太知道这个道理了，所以这件事他交给扶苏来做。
仔细想想，秦始皇过度压榨百姓“修筑”长城，强度打压儒家，又密集地打击六国的旧贵族，秦始皇做的这些事情都显得有些“着急”了，之所以会这样，那就是为了给扶苏做铺垫。
到了扶苏登基，大秦的长城差不多修好了，儒家也老实了，六国的旧贵族也被翦除的几乎十不存一了，所以扶苏根本就没有什么“得罪人”的事情可以做，面对这个局面，扶苏也不需要表现出太高超的政治能力，他只要把他的“仁政”思想按部就班就可以了，社会会按照朝政的轨迹前行。
比如在政治上，扶苏肯定会重用“蒙毅”，蒙毅就是秦始皇心中“仁政”的最好执行者，所以扶苏登基后，用蒙毅做丞相是肯定的，有了蒙毅在负责朝政的运动，一切都会不偏不倚地前进，只要有一段时间的积累，百姓渐渐“认同”大秦，那么这天下就是真的稳了。
另一方面，蒙恬也是秦始皇留给扶苏的底牌，不管是国内的六国贵族反动势力，还是边境以外的匈奴，蒙恬和上郡的王牌大军足以镇压一切，只要配合扶苏的“仁政”，蒙恬不时对反抗大秦势力的打压，那么不安的因素很快就会消除。
久而久之，世人就会忘掉“暴秦”的名字了，最起码不会再记得秦朝皇帝都是残暴的，例如后世的明朝太祖朱元璋、明朝太宗朱棣，他们都是先后杀了大量的功臣，为的就是给后人“披荆斩棘”，而明太祖也好，明太宗也好，骂他们是暴君的人不少，可却是没有人说“建文帝”和“明仁宗”是暴君。
特别是“明仁宗”，他之所以能得到“仁”这个称号，就是因为对他的父亲朱棣作出的“暴政”的修正，同样的，扶苏继承秦始皇的皇位之后，也将摆脱暴秦的名号，同样矫正大秦皇帝的名声。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不让后人给他追封“谥号”的原因。
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其实都本应该是秦朝开创的局面。
扶苏的死是遗憾的，秦始皇机关算尽，却还是百密一疏，赵高的背叛或许还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法家”李斯的背叛，而李斯的背叛，正是因为害怕属于自己的时代被取代，一旦扶苏即位，那么蒙毅就会成为丞相，李斯的所有付出都将成为他们的垫脚石，因此才和赵高一同修改诏令，立胡亥为皇帝。
而在
胡亥登基、赵高摄政
的不久之后，秦朝的乱世就到来了，其实秦朝会有人造反，本就在秦始皇的意料之内，如果按照秦始皇没驾崩的时候旧六国贵族的力量，是根本没有人能够成功造反的，但可惜的是，胡亥登基，赵高失德，就连秦朝自己的内部人都参与了造反
（沛县就是个典型例子，萧何等人就曾是大秦的官吏）
。
后来刘邦在乱世中得到天下，建立汉朝，事实上这个过程，可以等同视为扶苏登基之后扫清了一些残余势力的局面。
这个局面基本特征就是：百废待兴。
不管是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还是扶苏的“仁政”思想，最后都肯定是殊途同归，挽救破碎的天下，政治的思想不是根本，想要达到的结果才是根本。
所以西汉之后的“文景之治”，就是“恢复”元气的历史，而假如扶苏即位了，那么这个文景之治，就会成为扶苏的“壮举”，因为文景之治的本身，就是秦始皇“设计”的规律之下，必然会发生的局面，只不过发生了一些差错，最终转移到了刘邦的子孙手中罢了。
当然，有人会认为“文景之治”的背后乃是道家思想，跟儒家还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可以用西汉的另一个“盛世”昭宣中兴来代入其中。
昭宣中兴承接的乃是汉武帝“穷兵黩武”之后的一个局面，而汉武帝当年为了加强自己的中央皇权，扶持了儒家，摆脱了道家，也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就已经和传统儒家有些不同了，但还是那句话，政治思想很多时候和纯粹的思想是不同的，政治思想为的只是一个政治目的，并不是其思想对错的本身。
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时期的儒家就成了
“压榨百姓”、“打压权贵”、“充实国库”
的工具了，当然，汉武帝这样做还是为了对抗匈奴，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这一招是“外儒内法”，走的路子就是学秦始皇的，所以汉武帝时期，民变频发爆发，豪强蠢蠢欲动，难不成汉武帝也不想自己的江山稳固？
事实上，汉武帝就是早想好对策了，就是他和刘据说的，他来背负骂名，后人来享受成果，后来刘据因为巫蛊之祸失去了做皇帝的机会，汉武帝则是让霍光领着汉昭帝刘弗陵把这件事做完了。
所以汉昭帝在位时期，将汉武帝时期施行的
严苛政令、税收制度、经济制度
全部矫正，再后来汉宣帝登基，继续深化了汉昭帝的路线，最终让大汉再次恢复元气，实现了“昭宣中兴”，所以这个昭宣中兴，就是一个儒家思想主导的局面，将其代入扶苏，那看起来就合理了。
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真正高级的政治家，都已经站在了用“大势”治国的道路上了，其实治国的道理不复杂，就像是数学里的波段曲线，有升有降，聪明的政治家根本不可能想着靠人力逆天，需要做的，只是要适当的时候来推动不同的计划，来稳定发展。
所以扶苏也好，刘据也好，他们是很好的皇帝苗子，不过秦始皇和汉武帝却未必是一定要他们来执行才行，只要有人能懂得这个规律，一样能治好国家，胡亥显然没懂，也不准备懂，而汉昭帝懂了，所以开启了一个好的局面，事实上，就算刘据自己登基，能做到的事情，也不会比汉昭帝更好。
扶苏亦是同理，大秦其实不是缺了一个扶苏，只是缺了一个懂得秦始皇心中安排的人。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2】、来自网友【打工人之家】的最佳回答：
如果扶苏继位，秦朝极可能成为后来的汉朝。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但非常相似的是，汉承秦制，在政治架构上并无不同，而且秦始皇和汉武帝非常相似，都是雄才大略，也都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惜民力；两人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汉武所托得人，霍光不同于李斯，辅佐汉昭帝、宣帝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抚平了国家的创伤，使政权得到平衡过渡。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扶苏的政策主张：重儒术，亲文士；心怀仁孝，情真意切，与汉昭帝、宣帝的政策主张非常相似。
重儒术，亲文士。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
秦始皇焚书坑儒。扶苏反对父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举措，多次上书劝谏秦始皇说：“天下刚刚安定，边远地区百姓尚未归附，儒生们全诵读并效法孔子的言论，而今陛下却用严厉的刑法处置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定。希望陛下明察。”
心怀仁孝，情真意切。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 210 年）冬天，秦始皇巡行天下，行至沙丘时病重，秦始皇命中车府令赵高写遗诏给扶苏，遗诏内容是让扶苏将兵权交给蒙恬，赶快回咸阳主持丧事并继承帝位。秦始皇死后，赵高和丞相李斯等人与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阴谋篡改秦始皇的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同时伪造一封遗诏赐给扶苏，列举扶苏和蒙恬的罪过，命令他们自杀。
胡亥派使者将遗诏送到上郡给扶苏，扶苏看到遗诏内容，就哭泣着走入内宅，准备自杀。蒙恬阻止扶苏说：“陛下如今在外，还未立太子，派我率领三十万大军把守边疆，让公子你来监督，这是关系天下安危的重大任务！如今只因一个使臣到来，你就想自杀，你哪里知道这不是奸诈的诡计呢？我请求你重新去请示一下，等请示之后再死也不迟！”使者在旁边一再逼迫催促，扶苏为人仁弱，对蒙恬说：“如果父亲命令儿子自杀，那还要再请示些什么呢？”说完便自杀而死。
其次，看一下历史评价：
《史记.赵高列传》中，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作为最了解始皇爷俩的身边人，赵高的说法是有可信度的。
司马迁《史记》：“扶苏为人仁。”
司马光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但在晚年，汉武帝刘彻却因巫蛊之祸滥杀大臣王子，引得后世非议。相较于一生从未滥杀一位大臣的秦始皇，这无疑是刘彻的不及。他们留给后世的都一个外强中干，经济凋敝，人心不稳的烂摊子，扶苏面前的秦朝并不比汉武帝之后的局面差。
秦始皇虽然喜欢小儿子胡亥，但他在政治却始终是看好扶苏的，很多人认为秦始皇让扶苏在外戍边有放逐之意，其实不然。秦始皇的做法是在让扶苏接触军队，熟悉军事，树立军中的威望。这一点和本朝太祖让太子到朝鲜军中效力是一个意思。
扶苏素有贤名，是秦朝统治者中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实行“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
以至陈胜、吴广起义时仍然借扶苏之名，而到百姓的拥护，可见这样一个如果继位，采取重儒术，“与民休息”，其政策大致和汉武帝的继任者相近，秦朝极有可能走上大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