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问题秦朝以前为什么没有农民起义?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第五十七朵云】的最佳回答:
“农民起义”这个词,其实是宣传用语,本朝当初靠经营农村农民,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以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充满了香火之情,但凡有农民参与的运动,都被赋予天然的正义性,这种历史观过于绝对,所以近些年,这种史观还是有所检讨,有所松动。
但是即使以本朝初期的史观标准,秦末导致大秦帝国二世而亡的陈胜、吴广起义,也绝不是什么农民起义,这场起义农民只是被卷进去的部分,跟农民的这个阶层的诉求,毫无关系。这场运动的本质,是始皇帝大崩,二世胡亥与赵高镇不住场子,山东六国不甘失败的贵族阶层蠢蠢欲动,恰逢被征戍边的陈胜、吴广一支队伍失期,不甘被刑,扯旗造反,成为山东六国贵族起兵的导火索,并且在亡秦战争当中,秦军国内能动用的镇压主力部队,就是被山东六国贵族代表人物项羽的部队所灭。后期楚汉相争,则是大时代变动,项羽为奴隶贵族代表,刘邦为封建贵族的代表,刘备怎么成为新兴封建贵族代表的?—— 偷鸡入潼关进咸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你以为这“父老”是乡亲父老农民阶级?错!都是有资格和奴隶贵族掰腕子的豪强大地主!泗水亭长就是靠“约法三章”,获得新兴地主阶级的支持,才得以给一身外挂的西楚霸王来了一个十面埋伏。
再上溯到公元前 841 年,这一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也是因国人暴动,出现了记史,我国的历史,从这一天起,每一天都是有官方记录的。)起因是周厉王封山固泽,不许“国人”(即镐京市民)进山打柴渔猎谋生,然后还不许他们说话,免得他们讨论此事,惹怒了国人,他们聚众攻打皇宫,要收拾厉王,周王遇事得现征军兵,征谁呢?征国人,这国人被他惹急了都要杀他了,他到那去征人来帮他镇压国人?所以只能跑路。
到公元前 771 年,又出来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各位诸侯被戏以后,等犬戎闹东京,东京烽火再起,人诸侯不来了!
列位,这些事看出什么了?—— 先秦时代,大家还都很有脾气,周天子,王权乃至皇权,还没那么绝对,戏弄诸侯诸侯就敢不鸟你,得罪城里市民,市民就敢喊打喊杀,这说明那个时代,以及接下来的东周列国时代,平民及以上阶层,都有起码的尊严和权利,农民?那个时代有本事做农桑的人,都是人材,各诸侯国都会以国士之礼争相拉拢,这时代个人没能力从事农桑,必需有那种有农学相关知识的人,组织集团运作,一般都是以氏族,家族为班底,并且在其中有足够的话语权,手底下还需要有足够的劳力,所以这个时代,敢称自己是农民的,其实都是没有贵族头衔,却有人口组织管理经验,有工程管理经验,有资金运作经验的豪强地主!到秦灭六国前夕,秦国对外鼓励军功,对内鼓励农桑,技术发展也让农业规模小型化,家庭单位即可从事农业生产,但这是秦国国家组织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到这时,秦国的“农民”,几乎家家有马车,注意,不是从事生产用马车,而是作为家庭交通工具的马车,以在驰道上飞驰为乐。
这样的农民,造什么反,起什么义?
先秦的农民,与汉武帝把儒家树立起来以后的农民不是一回事,也是不同的一个阶层,也就是汉武帝之后,那种后世农民起义的主力贫雇农才开始产生,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这种志向从来与农民起义的诉求无关,我们历史观中的农民起义,如果不耐烦详细了解其中比较严谨的区别,那么简单一点的办法也不是没有,就看他们提出的口号—— “替天行道”是不是农民起义?显然不是。“真空老母,无生家乡”是不是农民起义?显然也不是,哪怕里面参与最多的还是农民。
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必需有土地诉求:均田地等富贵! 没有土地诉求的起义,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即使是无处不在的农民参与了,也是转换身份后参与的,是脱离农民身份后的事。
我国历史上最多的农民起义,并非土地兼并严重后,真农民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起义,而是汉末黄巾起义后,时不时就冒头的白莲教,无时无刻不在挑动无知愚民各种起义。这个事感兴趣的都不用查古代,就我们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愚昧型起义,我们乡镇级派出所剿灭的,不下百起,为乡镇警察、民兵逮捕的各色“皇帝”,也有好几十。
【2】、来自网友【减水书生】的最佳回答:
农民起义,是要有领袖的。但是,能当领袖的人,太多。没能当成领袖,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
就领袖个人来说,机会就是运气。
五世相韩的张良 VS 沛丰亭长刘邦,哪方面都是碾压级的。但是,刘邦是主公、张良是谋臣。天理何在?天理就是运气。
天时:刘邦赶了个晚集,但晚集却是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和六国旧贵族集体暴动。张良游侠二十年,相当于搞了二十年的地下反秦工作。但统统没用,赶不上大势巨变,只能一直当黑社会。
地利:泗水系月牙形水乡山泽地带,是秦帝国的力量薄弱地带,彻底的天高皇帝远。因为秦帝国的驰道修不过来。但是,张良呢?堵着旧韩故地死命干,只能怎么干怎么死。那可是大秦帝国的东大门。大秦驸马、丞相之子、三川郡守李由,就在洛阳。
人和:天高皇帝远的下一句是民少相公多。但大秦搞郡县集权,官僚相公们派不过来。相公们过不来,六国老贵族和门客却全都过来了,形成了一个任侠集团。这就是起义的人才啊。什么英布、彭越、韩信,全从这个鬼地方出。
天时、地利、人和,张良完败、刘邦完胜。这都是运气。因为全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东西。张良即便能耐再大,在旧韩故地也拉不出队伍。刘邦即便再不靠谱,在沛丰之地也能拉出队伍,甚至还能占到城池、打败秦朝政府军。
然后再说农民起义,跟领袖个人的成功,是一个道理。区别仅是:前者更在意小趋势;后者更需要大趋势。小趋势是时势激荡,大趋势则是历史形态。
秦朝以前,不具备农民起义的历史形态。
农民起义也需要形势剧变。简单说就是天下大乱。但这种乱必须是一种原子化的乱。官逼民反,官是集权制下的官;民是编户齐民的民。天下就这么两股力量。官员,或是腐败了、或是残废了,总之已经无法控制社会了。百姓,或是编不成了、或是齐不成了,反正就是没人能管得住了。
首先,当自耕农肯定没戏。百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人炕头的日子,想也别想。但可以当佃户、给地主种地,可以当奴婢、向大户委身啊?
其次,想当个佃户却租不到地、想当个奴婢却找不到主儿。于是,老百姓成了流民。佃户不会造反,流民才会造反。因为造反这事太大,关键是风险大、难度高,收益也不咋地。即便成功了,可以封侯拜相也就核心领袖圈的一伙人,其他人全是炮灰。
最后,那就只能造反。因为没有活路了。
或是官逼民反、或是天灾连年、或是外部入侵而导致的农民起义,这个逻辑链条上,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只要有个第三者出现,农民就能租到地、就能当奴婢,总之都会找到活路。
东汉末年,大汉帝国八州、三十六方同时爆发黄巾起义。这比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可邪乎多了。但是,黄巾起义之后呢?皇帝差点儿饿死,东汉废了 99%的命;州牧郡守逐鹿天下,千里无鸡鸣比千里饿殍残酷多了。但是,农民起义呢?没了。
大唐末年,又是庞勋起义(陈胜级别的渠帅小队长)、又是王仙芝起义(武装走私集团级别的私盐贩子)、又是黄巢起义(跟王仙芝一个级别)。但是,五代十国呢?还有庞勋、王仙芝、黄巢这些人什么事吗?沙陀军事集团、中原藩镇节度使,还有饮马黄河的契丹人,把天下搞到彻底崩溃。“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天下已经乱成这幅德行了,而农民起义呢?也没了。
那么,这个第三者是谁?
在东汉末年,就是豪族支持的各个县级、郡级、州级以及连数州级的诸侯。在五代十国,是士兵利益集团支持的大大小小的藩镇节度使和军事集团。
朝廷命官不管用了,天下百姓也都流民化了,但中间力量却一直存在,而且特别硬。同理,西晋衣冠南渡之后的北方天下,也是如此。不仅还有没跑掉的豪族,还有冲进来的胡人部落兵。这时候就不会有农民起义什么事。
那么,秦以前呢?这个第三者是谁?
春秋及春秋以前,没有第三者、不需要第三者。或者,也可以说全是第三者。天下的确也可以各种乱,但不是原子化的乱。
春秋及以前就没有编户齐民的民,所以没有地主家的佃农、大户家的奴婢,更不会有大量非要造反的流民。
夏商周三代,社会是族群形态,或者说是氏族、家族形态;秩序是宗法制以及分封制。族群是大宗下面带着一群小宗,一堆共同祖先、共同历史、共同记忆家族的联盟。为了理解简单,就把这种族群看成家族或氏族也行。但要记住家族内部是分大宗和小宗的,要更复杂些。
编户齐民下,大家都是社会人,除了国家和法律,就没人管你了;族群宗法下,大家都是单位人,不用国家和法律,“单位”就能管你。
首先是上层君子。
周武王往东方一指,对姜子牙说:尚父啊,我封你在东边当个齐侯、以藩屏周啊!然后,姜子牙就带着本族的老少爷们以及周天子赐的一套青铜器,从陕西杀奔山东。到了这里,就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把当地野人全给收拾服了。最后,建座城池,姜姓(吕氏)家族全住在城里,城里的是君子、城外的是野人,然后君子统治野人。
周初的诸侯,大多就这么来的。而且还是逐级分封的,天子下面是诸侯、诸侯下面是大夫、大夫下面是士、庶人。这就是分封制。
其次是下层野人。
野人是谁?姜子牙到山东搞了武装殖民,殖的这个民就是野人。野人打不过拿着青铜器的君子,也没有人家更有文化,于是接受统治。但野人并非一个一个的人,也是一个一个的家族或氏族。为什么必须以这种存在形态?因为生产效率低。开荒种地、外出狩猎,必须集体行动。所以,一个家族、氏族,才能完成“生存”这个大工程。原初形态的社会,最重的罪就是放逐,放出去跟野生动物为伍了,这比处死还难受。
家族或氏族形态的特点是什么?
非要往道德上引申,那就是互帮互助。放眼整个氏族,不是你大伯父就是你二大爷,所以谁也不会让你饿死。因为氏族的财产都是公有的。大伯父和二大爷即便有私心,也不能不让你吃饭。你死事小,家族或氏族却损失了一个劳动力。当时的情况是:地有得是,但人不够。
氏族里面,不仅财产公有,甚至媳妇也能共享。老爹死了,小老婆归了儿子,这是蒸;哥哥或叔叔死了,嫂子或婶子归了弟弟或侄子,这是报。没死的,大家也能共享,这是通室之好。这些词,现在看来太不道德。但没有所指,就不会有这些能指。仓廪实而知礼节,仓廪不实,人都要饿死了、家族都要灭绝了,道德就只能让位给生存。
从君子到野人或小人,全是这种社会状态。然后,农民起义还有必要吗?要么大家集体饿死,赶上天灾了,谁也没办法。要么大家集体出去抢劫,这就是盗了。但这种盗,跟农民起义是两个路子。
进入战国,氏族或家族垮了。为什么?一是人有私心,小家庭最合适;二是技术进步了,小家庭能生存。还有就是国君与平民合谋架空贵族了,国家鼓励平民的小家庭。
有了铁犁,老公在前面拉犁、老婆在后面扶着,荒地就开垦出来了,粮食也就有了。如果再进步点儿,那就是老公在外种地、老婆在家织布,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所以,这时候平民小家庭就要直接与国家或公权力发生关系。这个公权力的代表,要么是诸侯国、要么是贵族大夫。所以,统治关系从家族或氏族的对象,变成了个人和小家庭的对象。这就是一种新的权力形态的变化。但这种权力形态却不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前中央集权时代。
这时候,会不会官逼民反而农民起义呢?
没必要。因为地多人少。你这里统治太残暴了,那我就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哪哪都有第三者,老百姓有的选。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我养活你三年了、你吃我黍也三年了,结果你却连理都不理我。行!现在我生气了,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咱们再见。
但是,战国搞兼并了。你使劲跑也跑不出我的五指山。要么从河东跑到河内、要么从河内跑到河东,都是我们魏国人。而且,都不用你跑,我也会好好对你的。因为地少人多,老百姓可精贵了,大家都在抢。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放眼寰宇,谁还有我更尽心,你们就别跑了,好好给我种地、好好跟我打仗,咱们一起创造美丽新世界。第三者的存在,战国也不能太残暴。搞得民不聊生,早就有人出来替你出头爱护老百姓了。
所以,这时候的第三者是谁?有得是。老百姓可以随便选,魏国不好了、那便去秦国,也就没必要揭竿而起。换个地方的成本,总比造反为盗的成本,低太多。
七大战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秦战国:你们给我种地、你们给我打仗,我给你们土地和爵位,让你们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一类是其他战国:国内全是信陵君、春申君这种人,这伙人就是本国内部的第三者。
家族或氏族不是垮台了吗?但人是需要组织的,也是需要公共服务的,没有拿枪的、谁来提供安全保障;没有组织者,谁来开渠修路。于是,春申君、信陵君这伙人就可以发财了。
先找到一块荒地,然后平整土地、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相当于建了一个小区。再后,就是做广告、搞销售,招揽寻找乐土的老百姓:别去看世界了,这里就是美丽新世界;别去找乐土了,这里就是迦南美地。大家都来我这儿安居乐业吧:我这里有良田、我这里有农具、我这里有耕牛,茅草屋都给你们盖好了,你们拎包入住就行。
但是,开渠引水、清理灌木、修桥铺路,这种建个小区的活,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能干?非要让春申君、信陵君赚差价?这些都是大型的公共性服务工程。公共性服务工程,不仅要钱,也就是投资,而且需要组织能力。家族或氏族垮台之后,一个个的小家庭已经做不到了。但信陵君们却能做到。这些人都是贵族老财,钱有的是;还有门客部曲,组织能力特别强,自家啥样人才都有。
其他战国,是信陵君这伙人提供公共服务,那秦战国呢?秦战国用代理官僚。信陵君的门客,其实也是一种官僚。前者是给国家干活的官僚,后者是给封君干活的门客。所以,后面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秦战国只能越来越强,而其他战国只能越来越弱。在秦战国,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老百姓直接给秦王种地;在其他战国,哪哪都是中间商,老百姓都给封君种地了。
这时候,农民起义还怎么发生?
只能发生在秦国了。但秦国给你爵位了,你给国家干活、为国家打仗,就能获得爵位。关键是为了招揽四处看世界的老百姓,秦国也是各种建小区、做广告,跟信陵君、春申君这伙人抢人口。而且,秦国逐步蚕食山东六国,还能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把其他战国的钱全都抢回来了。
而其他战国中,就更没必要了。你都拎包入住了,还搞什么事情?没必要跟信陵君死磕,干不下去,可以继续看世界。旁边儿的春申君,正翘首以盼呢。这时候,你就是想委身大户当个奴婢,都不行。鸡鸣狗盗,你得会一样,然后才能去封君家里吃白食。没本事咋办?地给你开好了、农具给你备齐了,甚至小茅屋也给你搭起来了,好好种地吧。给封君种地,甚至都不用给国家交税当兵。
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哪朝那代都有,但那不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必须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这种级别的。但这种级别的大事情要发生,却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历史形态,包括社会形态和权力形态。而在这种历史形态里,就不能出现一个第三者。但凡出现了,农民起义就不可能发生。秦以前的三代,春秋之前的社会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战国以降的权力形态不允许农民起义。因为无论内部外部,全是第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