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关于问题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是如何走向没落的？一共有 2 位热心网友为你解答:
【1】、来自网友【行者】的最佳回答：
你知道中国的第一家银行是什么吗？是光绪年间的大清银行户部，还是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要我说都不是。你现在去山西平遥的中心，可以看到一条南大街，或者你可以叫它中国“华尔街”，因为它曾控制着全国一半以上的经融机构，而就在这条街的附近，你能找到中国银行的鼻祖——日升昌。
日升昌成立在道光三年，那他是干什么的？发钱票。在明清时期有十大商帮，山西晋商是其中比较有名气的。那时候就有很多商人在京城和山西之间做贸易，这来来回回就要运银子，路途遥远成本很高，而且还有被麻匪劫的风险。所以有人想了个办法，这人叫雷履泰，是京城染料供应商的头头。他家的颜料庄西裕成在北京开有分店，所以就跟在北京的乡里乡亲说，可以先把银子交给分店，等到达山西后，凭借收据在总店兑换银子，期间只需要一点点车马费就行了。没想到这个提议一发出，一堆晋商蜂拥到西裕成存钱，因为票据跟银子比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而且就算被劫了，土匪也兑换不了。雷履泰是个精明的人，这里面的商机自然被他嗅到了，后来他一咬牙索性把颜料庄关了，专心干票号生意，银行鼻祖日升昌开业了。
可能有人不知道票号是什么，跟钱庄有什么不同吗？区别大了，不止南北方的差异，更是业务。票号主营把银子换成票子，把票子换成银子的汇兑。而钱庄呢，是把铜板碎银换成银子，或者把银子换成铜板，两者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日升昌的初期业务其实很简单，不生产钱，只做钱的搬运工。但后来雷履泰发现，来回两地运银子太麻烦了，如果客户能提前把银子存在票号，要用的时候直接给你开银票不是更方便吗？而且随着日升昌在晋商群体中的名号大了起来，也经常有资金遇到困难的商人找老雷借银子，不对，应该说是借票。对于这种人，票号会提前给他们开票，在还上的时候收一部分利息，可以看出来，这时候的票号已经有了银行储蓄和借贷的雏形。
开票号是一门很赚钱的生意，有多赚钱呢？清朝时期山西平遥的票号控制了超过全国一半的流通白银，极盛时期的兑银总数高达 4 亿两白银，光每年发给日升昌股东的白银分红就超过 5 万两。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日升昌的脚步踏遍了全国全国，利润超过 100 亿人民币。而且不仅仅是日升昌，山西的其他商人也开始效仿建立自己的票号，平遥、太谷、祁县三足鼎立，与此同时，山西票号成功走出国门，在日本、印度、南洋都有海外分号。票号的出现让晋商成了名符其实的天下第一大商帮。地处北方偏僻一角的“平、太、祁”三县一举成为中国金融业的“金三角”，而平遥城中心的一条长 200 余米、宽 5.1 米的的青石板大街上林立着十多家名声显赫的票号，这里就是帝国的金融心脏。
盛极一时，崩坏也是转瞬即逝。仅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山西票号帝国崩坏的连瓦砾都不剩，这期间到底经历什么？中国金融业的未来又在哪？
二、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曾是中国银行业的鼻祖，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在世百年间创收利润高达白银 1500 万两，是山西更是清王朝的奇迹。但仅仅在十年间，历史就将其淘汰，它究竟经历了什么？
其实去过山西可能会知道，平遥古城有大大小小的金库，规模堪比国库。日升昌之所以能赚这么多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搭上了清政府的贼船。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江南航路几乎被太平军垄断，江苏和福建的贸易也因为战乱开始歇业，南方没税收了。尤其是在南北断绝之后，收上来的一点税负也没办法向京城运输，可朝廷需要钱啊，打仗需要钱啊，怎么办呢？找票号借吧，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以自己的税收为担保向山西票号借钱，对于票号来说，能跟朝廷搭上关系那可是笔大买卖，参与官府融资那是什么？那是满满的油水。而且不光是地方官府，甚至连皇帝都亲自下旨向票号借钱，两者越关系越缠越深，票号从此披上了官商经济的外衣。
清政府的最后十年，也是票号发展的黄金十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将赔款的 10 亿两白银全部交给票号汇兑，各省每年也把应交的赔款给到票号，再由票号交付汇丰银行。
这种公款汇兑业务，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呈几何形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 31 个分号，年营业额达 2000 万两，只不过这份钱赚的是家仇国恨。
十九世纪末是山西票号的鼎盛时期，但也是西方列强由商品扩张转为资本扩张的时期。中国票号与西方银行不期而遇，深居内陆的山西与正在崛起的上海搭起了金融擂台，只不过这一次山西票号败了，败得一塌糊涂。从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疯狂涌入中国大地，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其中就包括一批吸血的商业银行。他们把山西票号汇兑官款的业务抢走，又提高存款利率把民众的存银掠走。一些年轻的票号经理要求改革，但当家的和大掌柜长期居于山西老家总部，固守官商经济的老派作风，他们感受不到社会变革的潮流，以往的经验成了故步自封的体制枷锁。随着清政府的崩塌，山西票号一起埋葬进了历史长河。但事情结束了吗？中国金融业在列强的蚕食下消失殆尽了吗？
三、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庙堂瓦解，王公星散，以公款业务为支柱的票号生意顿时断流，曾经不可一世的山西票商成了帝国的殉葬品。在列强的蚕食下，中国金融业的故事结束了吗？答案是否定的，没落的清王朝在崩坏之际播下了一颗未来之种，中国银行的命运还在风中缥缈。
由于西方经济长年侵略、加之国内经济衰败，建立在中国薄弱市场上的民营经济已濒临破产，举步维艰。借助大清银行的残存资金，1912 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纸手令，大清银行改名中国银行，成为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
民国初期，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各种外资银行和民营银行同步发展。但是生不逢时，混乱的政局导致银行业逐渐呈现一种野蛮生长的畸形姿态。除了官立银行之外，众多私营银行也进入快速成长期，形成了“北四行”、“南三行”、 “小四行”。而且这些银行都有自己印发钞票的权利，货币制度混乱不堪。等到了抗战和内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金融系统濒临崩溃，到了内战后期，国民党废弃法币，发行金圆券，金融体系因货币急剧贬值彻底崩坏。
自从被洋人的炮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的银行业一直在黑夜中风雨飘摇，但随着内战胜利号角的吹响，银行业终于迎来久违的曙光。1948 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开始发行人民币，1949 年新中国成立，国民经济开始稳定恢复与发展。1978 年改革开放，政治金融分离，1983 年银行改革，央行商业银行分家，1933 年，国家成立政策性银行，1995 年四大行改革，从此银行之间再无边界，旧时代的金融体系已然瓦解，科学的银行系统完成搭建。
中国银行百年飘摇，从山西票号出现，到央行四大行体系成立，百年间，中国银行用血泪告诉世人，弱国无强商，不进取就要挨打。当年的山西票号真的没有翻身的机会吗？不，整整有五次。1897 年，清廷提出与晋商合办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1903 年，袁世凯的天津银行官号，邀请山西票号参加；1904 年，大清户部银行筹建，邀请晋商入股；1908 年，户部银行改组，再邀晋商入股。1908 年，“蔚泰厚”北京分号掌柜李宏龄筹组晋省汇业银行。但山西票号的回答呢？拒绝，拒绝，还是拒绝。
鸦片战争时代，隆隆炮声震醒了东南沿海，而身处内陆的山西票号却慢了半拍。洋商随洋枪洋炮而来，西方商人的经营方式，也让东南财团大开眼界。像宁波商帮，早早就效仿洋人，办厂积累工业资本，而山西商人却还在墨守“以末致富，以本守业”的成规，买房置地成就座座山西大院。
是什么蒙蔽了晋商的双眼，可能是过去成功的经验，可能是朝廷给与的红利，可能是国难财赚到的银子，可能是故步自封的迂腐思想，当然更可能是那个改革进取的决心，晋商如此，票号如此，人人亦是如此。
【2】、来自网友【文史不假】的最佳回答：
2006 年，由著名女导演胡玫执导，由陈建斌、蒋勤勤和马伊琍等人联袂主演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刷爆荧屏，成为了大街小巷和男女老少都在热议的话题。该剧以乔家大院作为背景，真实再现了一代传奇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货通天下和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
《乔家大院》这部剧的主人公名叫乔致庸，是清朝末年最成功的晋商，还因为乐善好施和接济乡里而被人尊称为“亮财主”。1818 年，也就嘉庆二十三年，他出生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字仲登，号晓池。
乔致庸的爷爷名叫乔贵发，自小就父母双亡只能在舅舅家的豆腐坊干活，时常遭到舅妈的冷眼。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和一个秦姓伙伴一同背井离乡到内蒙古去讨生活，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走西口”。
抵达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后，乔贵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做了学徒和杂工，靠着吃苦耐劳和聪明伶俐的劲头，终于在当地站稳了脚跟。十几年后，他开始独自经营一间草料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商号，取名为“复盛公”。
在乔贵发的精心打理下，“复盛公”终于成为了整个包头最大的商号，经营范围也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乔家大院》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虽然有些夸大之词，但也并非无的放矢。
乔贵发小有余财后返回了山西祁县乔家堡，迎娶了懂得勤俭持家的寡妇程小翠为妻，先后生下了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三个儿子。随着生意越来越好，他在村里买了一大块地和原先的老宅子合在一起，逐渐修建成了现如今的乔家大院。
在三个儿子中间，小儿子乔全美最聪明也最孝顺，因而继承了家族的生意，一跃成为山西祁县最大的商人。他有两个儿子，分别是乔致广和乔致庸，准备安排长子继承家业，安排次子参加科举考试，可谓“官商两通”。
乔全美早逝后，大儿子乔致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的掌舵人，而二儿子乔致庸则继续埋头苦读。当时，正值满清统治的后期，国家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兵荒马乱之下自然生意艰难。
面对此情此景，乔致广竟然患病不起，更在一年后郁郁而终。由于身体素来不好，而且长年奔波经商，他竟然没有一个子嗣留存，诺大的家业面临着无人继承的窘境。
在此背景下，一心苦读希望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乔致庸只能临危受命，扛起了重振乔家雄风的重担。不过，由于他从未涉足过生意，全族上下都秉持着怀疑的态度，《乔家大院》剧中出现的“退股风波”并非完全虚构。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从来都是真理，饱读诗书的乔致庸很快就让所有的怀疑者都闭嘴了。因为，他的商业天赋和经商头脑远远超过了大哥乔致广，而且也超过了父亲乔全美和爷爷乔贵发。
作为乔氏集团的第四任董事长兼 CEO，乔致庸本着“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经商准则，一步步成为了全山西最著名的商户。这些成绩的取得并没有让他止步，反而发掘出了更大的商机。
为了顺应当时的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乔致庸将“大德兴”改名为“大德通”，将原先主营的茶叶、粮食、药材和皮货等业务转向了票号业。从此以后，乔家票号逐步扩散到了全国的主要商埠和码头，一度成为了满清帝国最大的票号。
问题来了，何谓“票号”？
票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融机构，主要从事金银的汇兑业务，到清朝时期的乔家票号已经初步具备了近代银行的许多职能。不过，它既不是发端于山西，也不是出现于清朝，最早在唐朝时便有了雏形称为“飞钱”。
到了宋朝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品交易都需要使用金银。因此，迫切需要对这大量的财富进行集散处理，大名鼎鼎的纸质货币“交子”便应运而生了。
满人入关统治中原后，特别是“康雍乾盛世”后，国家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都相对安定。受此影响，商品货币经济自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据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这样记载:
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和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由上不难看出，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间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也越发明显。为了加速商品的流通速度和扩大流通范围，自然要求货币的周转能够“更快、更安全”。因此，旧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方式必须进行改变，必须尝试向信贷领域过渡。
1823 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平遥商人雷履泰将原先的颜料庄“西裕成”改组成为了“日升昌”票号，以此为标志票号业便真正出现了。这是一个专营汇兑业务的信用机构和金融机构，很快就以祁县、太谷和平遥这三县为核心进行扩展。
由于山西商人已经实现了货通天下，主要经营的商品涉及茶叶、粮食、药材、绸缎和瓷器等，足迹抵达了俄罗斯、日本、南洋乃至欧洲腹地。 难怪，当时流传着“填不满的平遥城和拉不完的晋商货”这句俗语。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托镖起运金银的方式已经越来越不方便，“票号”的诞生就顺应了这股潮流。不过，由于形成初期时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它的便利和优越并没有立即体现出来。打个比方，这就好比网络速度虽然很快，但如果基站不够的话，也是白搭。
为了打破这种局限性，“日升昌”票号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广州、成都、汉口、济南、西安、扬州、长沙、开封、重庆、南昌、厦门、苏州和奉天等地设立了自己的分号。于是，票号的优越性开始越来越明显。
票号不仅业务量越来越大，而且业务种类也越来越多，从之前单一的汇兑业务扩展到了存款、放款、贷款和中间结算。总之，随着分号的频频设立，这张网已经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完善，但还远未到“汇通天下”的程度。
乔致庸敏锐地看到了这个市场，也看到了这个方向，于是集中精力和财力涉足票号业。他通过设立“大德通”票号，终于在克服万难后将票号业务推向了高潮，这段历史可以参照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剧情。
西域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却被长期分隔了一千多年，直到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帝王的努力才最终收回。乾隆皇帝认为这次“故土新归”的意义甚大，因而特意下旨赐名为“新疆”。
鸦片战争后，面对国外列强的虎视眈眈，腐朽的满清政权早已自顾不暇。在这种背景下，隔壁的恶邻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英国也不远万里前来怂恿和支持阿古柏发动叛乱，奥斯曼帝国也在蠢蠢欲动伺机插手新疆。
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希望出兵抗敌，终于在 1875 年被慈禧太后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平定新疆。不过，清廷的国库中已经拨不出足够的银两充作军饷，只能向国外借款和国内募集。
在这种民族大义面前，乔致庸没有丝毫的犹豫，慷慨向西征大军捐赠了大量的军费。经过“抬棺出征”，西北的战事终于平定，左宗棠在奉旨回京时专程拜访了乔家大院，还亲自题写了一副对联: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1900 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组成了“八国联军”联合侵华。慈禧太后一看形势不妙，赶紧带着光绪皇帝逃出了北京，前往陕西西安避难。
与平时的景象不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逃亡途中非常狼狈，完全可以用“人困马乏”和“缺衣少食”来形容。途径山西境内时，这伙人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都见底，只能差遣随行的内阁大臣桂春出面向商贾巨甲们借钱。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平日里一向卑躬屈膝和唯唯诺诺的商人们却纷纷躲藏，没有一人愿意资助他们继续西逃。此时，只有乔致庸率先出借二十万两白银，还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亲自接到票号暂时休息。
一路逃亡的慈禧太后又惊又怕，又累又饿，此时终于体会到了“国难思良将”和“乱世出忠臣”。于是，她亲自为乔致庸的府邸题写了四个字——
福种琅环
，至今依然悬挂于乔家大院的正门。
庚子国难结束后，凭借之前的“高光表现”，清廷将各省的公款汇兑业务都交由乔家的票号打理，赢得了极其丰厚的利润。根据《山西票号史》记载:
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时每股分红是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时每股分红三千两，而到了光绪三十四年时每股分红一万七千两。
在票号业的这段黄金时期，仅乔家票号一年的流动资金就达到了八百万两白银，用“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形容实不为过。经过粗略统计，乔致庸除了拥有号称“北方民居建筑明珠”的乔家大院以外，还在全国各地拥有店铺两百多处，总资产在三千万两白银以上。
凡事有兴就有衰，票号行业也不例外。由于以乔家为首的山西票号业与清廷之间太过密切的资金往来和依赖，最终成为其日后衰亡的最大隐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1905 年，清廷终于意识到“这块肥肉”，仿效西方国家设立了户部银行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此后，全国各地应上缴户部的款项都不再通过民间票号，相当于对公业务消失殆尽。不久，清廷又设立了官办的交通银行，开始抢夺原本属于票号的其他业务，乔致庸就是在这段时期过世的，之后由孙子乔映霞当家。
由于票号的业务范围和利润水平都被不断挤压，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即便如此，它的厄运依然没有结束，很快就在 1910 年遭遇了英国人麦边的“橡胶股票风潮”，使得之前积累的财富也大幅流失。
如果说，山西票号业在面临不利经济局面时尚能苦撑的话，那面临重大政治变革就难以抵挡了。一场辛亥革命，终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据吴钩在《山西票号的信用》中记载:
辛亥革命前夕尚有二十六家票号存世，之后便逐年递减。到 1934 年，只剩下三家山西票号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晋源还在垂死挣扎中。
在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溃败后逃亡，他的所有军需和粮草皆由乔家在包头的商号提前垫支，自然是血本无归了。据保守估计，乔家仅此一回就损失了粮食五百万石以上， 损失了银元一百五十万块以上。
1937 年 7 月，驻守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通过军事演习进行挑衅，区区第一联队长牟田口廉竟然以士兵失踪为由下令炮击宛平城，从而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到了 10 月 17 日，日军攻占了包头，开始疯狂掠夺所有的资源。
包头是乔家生意的大本营，所有的店铺和存货都被抢劫一空，几代人的心血几乎付之东流。抗战胜利后，乔家的商号虽然短暂复业，但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再也没有了往昔的辉煌。
客观来说，票号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终究会被新的事物所取代。无论是辛亥革命、中原大战、抗日战争或者解放战争，都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
在新式银行出现后，票号业没有迅速更新和改进，反而对这一新兴事物产生了排斥，继续沿用旧有的内部管理体制和模式。文史不假认为，这才是自身消亡的根本原因。
回顾历史，票号业虽然已经消亡了八十年左右，但对于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影响却是功不可没的。而且，它所创立和坚守的许多制度和理念依然值得后世借鉴和学习，比如“
义在利前
”和“
诚信经营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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