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焦灼中又过去了近一个小时。就在李静几乎要忍不住再去寻求帮助时，处置室的门被推开了。王芳和赵医生一起走了进来。王芳的脸色有些疲惫，但眼神还算镇定；赵医生则眉头紧锁，手里拿着一张纸。

“李女士，”赵医生先开口，语气比之前更严肃，“王社工跟我沟通过了。你丈夫的情况确实非常危重，拖下去风险极大。”他扬了扬手中的纸，“这是初步的病情说明和紧急住院治疗的必要性评估，我已经签字了。但是，”他话锋一转，“医院有医院的规章制度。绿色通道不是随便开的，尤其是涉及到大额欠费风险。院里原则上要求，至少要有第三方（比如街道、民政、或可靠的担保人）出具正式的困难证明和至少部分费用的支付承诺，才能启动。”

李静的心猛地一沉。

王芳接过话头，语速较快：“李女士，我跟赵医生还有院办、医保办都初步沟通了。目前的情况是：第一，你丈夫的身份证缺失和老家的证明短期内无法提供，这是最大的障碍。第二，我们社工站可以出具情况说明和协助申请救助的函，但医院认为我们站的担保力度不够，他们需要更‘硬’的、来自政府部门的文件或者至少是明确的资金到账承诺。”

“那……那怎么办？”李静的声音发颤。

“赵医生同意，可以凭借我们社工站的说明和他出具的紧急医疗必要性证明，先把你丈夫转入急诊留观病房，进行必要的监护和维持性治疗，比如吸氧、心电监测、继续抗感染输液。但这不等于正式住院，很多检查（比如CT、穿刺）和高级别的治疗用不上，而且留观床位紧张，原则上不能超过24小时。”王芳解释道，“这24小时，是我们争取来的缓冲期。在这期间，我必须尽最大努力，去跑区民政局，看能否特批一笔紧急救助款，或者联系上愿意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慈善基金。同时，你也需要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上任何可能提供帮助的人，或者……筹借到一部分钱，哪怕一两千，也能增加说服力。”

24小时缓冲期。听起来像是喘息的机会，但更像是另一个更紧迫的倒计时。李静感到一阵眩晕。联系谁？借钱？在这座城市，她认识谁？

“王社工，赵医生，真的……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先救人，钱我们以后一定还，砸锅卖铁也还！”李静几乎是哀求了。

赵医生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这不是钱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每年类似的欠费案例很多，我们也很难做。王社工已经在尽力协调了，这是目前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王芳也点点头，眼神里充满了歉意和无奈：“李女士，我知道这很难。但我们现在必须分头行动。你在这里照顾好病人和孩子，配合医院进行留观。我现在立刻回站里准备材料，然后去民政局。我们有24小时，不，可能更短。你……”她看了一眼李静绝望的脸，犹豫了一下，还是低声说，“你也想想，有没有任何可能联系到的亲戚、朋友、老乡，哪怕是在别的城市，看看能不能紧急汇一点钱过来，哪怕只是表示一种还款意愿和信用，对申请救助也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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