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伯格沉默了很久。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雨夜中诺尔雪平厂的灯火。那些车间还亮着灯,夜班工人在赶一批出口到丹麦的机床订单。更远处,城市的灯火在雨幕中模糊成一片光晕。
“我祖父是芬兰人。”索尔伯格忽然说,背对着卡尔,“1809年战争后,他带着全家逃到瑞典。那时他三十岁,是个铁匠,在赫尔辛基有自己的作坊。俄国人来了,没收了他的产业,因为他拒绝为俄国军队修理武器。他划着小船,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横渡波罗的海,在风暴中差点翻船,最后漂到哥德堡海岸,被渔民救起。”
他转身,走回书桌后,坐下,表情平静,但眼里有深沉的哀伤:“他在瑞典重新开始,从最底层的铁匠学徒做起,四十岁才攒够钱开了个小作坊,做农具。我父亲继承作坊,把它发展成了机械修理厂。我把它变成了诺尔雪平厂,北欧最好的机械厂之一。”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旧怀表,黄铜外壳已经磨损,但表盖上的刻字还清晰:A·索尔伯格,赫尔辛基,1805。
“这是我祖父的怀表,他逃出来时带的唯一值钱东西。他临终前对我说:记住,我们不是瑞典人,也不是芬兰人,我们是失去了家园的人。但家园可以被夺走,血脉夺不走。只要还有一个芬兰人在为芬兰奋斗,我们就有责任帮他。”
他将怀表放回抽屉,看着卡尔:“所以我帮你,帮查尔斯,帮芬兰。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血脉,因为记忆,因为……赎罪。我的家族逃离了,但你们的家族留下了,在挣扎,在坚持。我帮你们,就是在帮那个我们失去的家园。”
卡尔感到喉咙发紧。他看着眼前这个威严的瑞典工业家,突然看到了他深藏的、从未示人的一面——一个流亡者的后代,用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国家,为故土的存续而战。
“谢谢您,厂长。”卡尔的声音有些哽咽。
“不用谢我,谢你自己,谢查尔斯,谢所有在芬兰坚持的人。”索尔伯格从另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皮袋,推给卡尔,“这里面有两百马克,是给你路上的花费。还有一封信,是给哥德堡港海关的约兰松主任的——他是我们的人,必要时会帮你。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找他,他有他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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