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据思考之后，觉得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其实是有利于朝廷对基层权力的控制力度。

“而在分权重构的同时，对吏的改革也得同步进行。”

苏哲紧接着，就点出了第二个核心矛盾。

流动官员与世袭胥吏的问题。

胥吏地位低下，无晋升通道，工资微薄，导致其盘踞地方，贪腐成性。

这短短一句话，基本就概括了绝大部分胥吏的现状。

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皇权下不了县的关键所在。

基层的胥吏，本质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永久政府’。

朝廷和这个‘永久政府’本身就是平行的两条线。

有的地方甚至朝廷都换了，这个‘永久政府’却始终屹立不倒。

“要处理这个问题，就得打破顶层天花板，让胥吏也有一定的晋升渠道。同时，要增加考核机制，让胥吏彻底不再成为世袭制度和终身制度。”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关键是，很少有人会意识到。

“老师，这样一来，不是极大增加了朝廷的负担么？”

李承乾皱着眉，不断增加官员数量，以及解决胥吏问题必然会增加各种开支。

如此一来，真的划算吗？

“这是一个成本问题，不同朝代，自然不可能全然照搬。但在唐朝，这些成本，相比掌控基层带来的好处，不值一提。”

是的，越是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套底层权力重构的收益，就会越大！

“当然了，真正的治理，本就不是一劳永逸的依靠某个政策，而是需要长久的监督、管理、落实。”

哪怕权力重构完成，也不意味着就彻底结束了。

恰恰相反，权力重构之后，才是真正的问题开始。

这一点，无论是李承乾，还是朱标，都非常清楚。

“最后，再说说最后一个矛盾吧。”

苏哲继续讲述最后一点。

“关于教化和选拔人才的问题，科举虽然被很多人诟病，但说真的，科举的出现才是政治正规化的开始。”

科举选拔人才，这一点毋庸置疑。

这是治理的进步。

也是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