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摇摇头，把大衣裹得更紧：“我不困。”他顿了顿，压低声音，“小陈，我傍晚去解手时，看见树桩旁边站着个人。”

我后背一凉：“谁？”

“一个老头，穿蓝布衫，脸白得像纸，就站在那儿，盯着树桩看。”小李的声音开始抖，“我喊他，他没应，我再一眨眼，人就不见了。”

我想起老孙头的话，强装镇定：“你看花眼了。这冰天雪地的，哪来的老头。”

小李没接话，只是盯着火堆。我又劝了两句，去解了手回来，他已经歪在木墩上打盹。我给他盖好大衣，回了帐篷。躺下时，听见外头风声紧了，像有什么东西在林子里穿行。

第二天早上，发现小李没回来换班。

老王带着我们去找。雪地上只有一行脚印，从小李守夜的地方一直延伸到老林子深处。我们顺着脚印走，走到那片开阔地时，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小李背靠着树桩坐着，头耷拉着，身上盖了层薄雪。老王冲过去探他鼻息，手刚碰到皮肤就缩了回来——僵了，硬得像木头。

“怎么冻死的……”张大山喃喃道。火堆离这儿不到三里，小李要是觉得冷，完全可以走回来。

老王蹲下身，想把小李抱起来。这时，我看见小李怀里紧紧抱着一样东西——一块树皮，从砍倒的红松上剥下来的，背面还粘着暗红色的汁液。老王用力掰开小李僵硬的手指，取出树皮。翻过来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树皮内侧，树皮的纹理竟然隐约构成一张人脸。眼睛、鼻子、嘴巴，虽然粗糙，但轮廓分明，尤其那双眼睛的位置，是两个深色的木结，像正死死盯着我们。

老王手一抖，树皮掉在雪地上。他沉默了很久，哑着嗓子说：“埋了。”

我们就在离树桩百米外的地方刨了个坑。冻土硬得像铁，镐头砸下去只留下个白印。挖到半人深时，赵铁柱突然说：“你们听。”

嚓、嚓、嚓。

清晰的锯树声，从林子里传来。可这周围除了我们，再没别人。

小李死后，伐木队的气氛彻底变了。

老王坚持继续作业，但没人愿意靠近那棵倒下的红松。他发了火，扣了全队三天工分，才逼着赵铁柱和我去截材。油锯啃进树干时，那暗红色的汁液还在渗，只是颜色淡了些，像血凝固后的褐红。锯末溅到脸上，腥味挥之不去。

第二天夜里，张大山失踪了。

他是起夜时出去的，再没回来。我们打着手电找了一夜，天亮时，在红松树桩旁边找到了他——脸朝下趴在雪地里，后脑勺有个窟窿，血冻成了黑冰。奇怪的是，周围没有搏斗痕迹，也没有其他人的脚印，只有张大山自己的足迹，从营地一路延伸到树桩，然后戛然而止，仿佛他是自己走到那儿，然后突然倒下的。

老王报了案。林场保卫科来了两个人，勘察了半天，结论是意外滑倒，后脑撞在树桩上。“这树桩怎么是红色的？”一个保卫干部问。

“树种特殊。”老王面不改色。

保卫科的人走后，队里炸了锅。赵铁柱收拾行李说要下山，被老王拦住。“现在走，一分钱工钱别想拿！”老王眼睛血红，“死了人，任务更得完成，不然怎么跟家属交代？”

“再待下去，怕是一个都交代不了！”赵铁柱吼回去。

那天夜里，帐篷外响起脚步声。

很轻，在雪地上窸窸窣窣的，绕着帐篷转圈。我躺在铺上，浑身僵直。脚步声停了，接着是敲门声——不，是指甲挠帆布的声音，嗤啦、嗤啦，缓慢而有规律。

“谁？”老王在对面铺上问。

挠门声停了。静了半晌，响起一个声音，苍老、嘶哑，像破风箱：“还我……树……”

老王猛地坐起来，抄起枕边的斧头。挠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更急促，伴随着低低的呜咽。全帐篷的人都醒了，没人敢动，只有呼吸声粗重如牛。

声音持续了大概十分钟，渐渐远去。第二天早上，帐篷门口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不是人的脚印，更像是什么东西拖着走留下的拖痕，一直延伸到老林子深处。

第三天，赵铁柱死了。

他是电锯手，白天干活时就心神不宁，老说听见有人叫他名字。傍晚收工清点工具时，发现少了一把弯把锯。赵铁柱说可能落在树桩那儿了，要去找。老王说天亮再去，他不听，执意要去。

这一去就没回来。

我们找到他时，场景比前两次更诡异。赵铁柱跪在树桩前，双手握着那把丢失的弯把锯，锯条深深嵌在自己脖子上——他是自己锯断了喉咙。血喷了一地，在雪上融出一个鲜红的坑，坑底露出黑色的冻土。他的眼睛睁得极大，盯着树桩，脸上却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平静。

小主，

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树桩的断面上，那些暗红色的年轮纹路，似乎比之前更清晰了，而且向周围蔓延出细密的红丝，像毛细血管，在木质纹理中微微搏动。

老王终于下令撤退。

我们匆忙收拾东西，能扔的都扔，只想快点离开这鬼地方。但走到山口时，发现来时的路不见了——不是真的消失，而是一夜之间，几十棵碗口粗的白桦树横七竖八倒在路上，把出口堵得严严实实。

“见鬼了……”有人喃喃道。

老王检查了那些倒木，切口整齐，是被人锯断的。可这深山老林，除了我们，哪还有人？

我们只好退回营地。那天晚上，锯树声更响了，不只一处，四面八方都有，嚓嚓嚓嚓，像有无数 invisible的人围着营地锯树。帐篷外风声呜咽，隐约夹杂着老人的咳嗽声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