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沉思了半晌，支持了张释之的判决。

刘恒敏锐地意识到一点，自己当初将当事人交给廷尉，这是将君权转换成了汉律，现在如果责成廷尉杀人，那是用君权打压廷尉，张释之这把刀需要保护，而非打压。

不久之后，长安城中又发生了一件怪事。

有人偷盗高祖庙中神位前的玉环而被捕，刘恒非常生气，令廷尉治罪。

张释之奏报判案意见：按照“偷盗宗庙服御器物”的条律，案犯应当在街市公开斩首。

刘恒相当不满！

“此人大逆不道，竟敢盗先帝器物！我将他交给廷尉审判，是想将他诛灭全族；而你却依法判他死罪，这是违背朕恭奉宗庙的本意的。”

张释之见皇帝震怒，不慌不忙地摘帽顿首谢罪：“依法这样判，满够了。今天此人以偷盗宗庙器物之罪被灭族，若万一有愚昧无知之辈，从高祖的长陵上取了一捧土，陛下将怎样给他加以更重的惩罚呢？”

刘恒再一次选择支持了张释之，甚至为此还替张释之向薄太后费尽口舌解释说明。

也许刘恒真有纳谏精神，真想要局部牺牲君权依法治世，但是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绝非如此：刘恒迫切需要少壮派尽快成长，制衡功臣集团，这才是刘恒一次次纳谏的幕后动机。

张释之虽然很“轴”很“犟”，但却很有分寸，懂得与刘恒配合唱大戏。他的“轴”和 “犟”绝非鲁莽之举，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的“轴”和“犟”始终围绕着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对皇上负责，绝非简单的恪尽职守或“扞卫汉律”。

看懂这一点，我们也就很自然地读懂了张释之与刘恒之间所有的“冲突”与默契。

尤其是在处理太子和梁王公门越礼之案，简直就是一场精彩的政治秀。

张释之和刘恒的默契表演，一方面树立了宫规礼法的绝对权威，帮文帝整顿了宫廷秩序，但是这仅仅只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另外一面在于，它极大地震慑了宗室势力。太子（未来的皇帝）和梁王（重要的诸侯王）都被依法处置，这向所有人宣告：在皇权和汉律面前，没有特权阶级。

张释之悄无声息地将事情“捅到了薄太后处”，是非常微妙的借力之举。

张释之深知，只有搬出薄太后这位最终权威，才能确保此事完美收场，既执行了法度，又不让文帝陷入“严父”的尴尬，反而凸显了文帝的“教子无方”和“大公无私”。这展现了张释之与刘恒这一组搭档高超的政治智慧。

汉文帝的“纳谏”之智并不体现在他多么谦虚这方面，而在于其背后的、更现实的政治考量。他一次次地支持张释之，是在向整个汉帝国官吏体系以及功臣集团传递一则强烈的政治信号：朕支持并信任我亲手提拔的少壮派，汉律的权威至高无上，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是我的人。

汉文帝刘恒其实是打着汉律的旗帜，行“巩固皇权”之实。